[中图分类号]K26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2198(2009)02-0146-05 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之后，中国近代学术文化形态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西方传入的近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自不必说，传统的史学、文学等也都经历了一个现代性变迁过程。总的看来，科学包括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人文社会科学在学术领域的主导地位已然确立。与学术文化层面的变化同步，近代学术研究的机制建设也取得了重大的进展。1901年书院改制和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之后，传统学术生产机制依存的主要社会条件在形式上已经终结，传统学者群体也因失去了其制度化的再生机制而日益萎缩。与社会的需求相结合，晚清以来不断完善的职业化要件开始全面整合，民国初年的学术研究职业化进程进一步发展。 一 留学归国人员和新式学堂毕业生开始成为学术研究的主力军 清政府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向欧美各国选派留学生，其中，19世纪70年代幼童赴美120人，70—90年代福州船政局选派留学英法73人，90年代总理衙门派遣了20多人。到20世纪初期，随着《鼓励游学毕业生章程》的颁布和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留学运动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尤其是留日运动获得迅速发展，“学子相互约集，一声‘向右转’，齐步辞别国内学堂，买舟东去”[1]。据统计，从1901年至1906年，赴日留学人数年年激增，从最初的270人左右增至12000人，远远超过了同期留学他国人数之总和。1908年以后，由于美国宣布将庚子赔款中“超出实际损失的那一部分”退还中国，作为中国向美派遣留学生的经费，留美运动亦有了长足的发展。民国建立后，由于政府的推动和国内生产建设需求的刺激，留学运动亦得到了进一步扩张。 近代中国的留学活动对社会的各个领域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留学归国人员更是以其专门的知识结构和知识背景，在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1902年，梁启超即在《敬告留学生诸君》一文中预言：“夫以前后一二年之间，而诸君之被推崇受期望也，忽达于此高度之点，是一国最高最重之天职，忽落于诸君头上之明证也。”[2]早期中国留学生担当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历史使命，归国后虽在短时间内受到冷遇，但扎实的科学知识基础使他们很快脱颖而出，多数人被电报局、船政局、上海机器局等洋务机构留用，其余的也多被分配到“天津水师、机器、鱼雷、水雷、电报、医馆等处当差”[3]。经过一段时间的磨炼，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多成为某一科学领域的专家，甚至进入政界、军界、商界，成为近代历史上的风云人物。 就民国初年留学生归国后的职业取向而言，留日生与留美生表现出了较大的差异。从总体上说，20世纪初期留日生多偏重于文科或军事，他们归国后也主要在政界或军界服务，在学术研究领域也以文科为主。如郭沫若曾说：“中国文坛大半是日本留学生。创造社的主要作家是日本留学生，语丝派的也是一样。”[4]留美生则认为美国以工程实业立国，科学技术先进是美国崛起之本，在此观念的支配下，一般都选择自然科学作为主攻科目，而且经多年刻苦求学，他们大多在相关学科领域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并做出了初步的成绩。回国后，留美生大多继续从事自然科学的研究工作。 稽勋留学生是中华民国的首批留学生，也是近代留学教育中比较典型的一个群体。其成员多为原先追随孙中山打天下的革命党人，或是对辛亥革命有功人士的子弟，其中不少人本来就是留学生，只是因辛亥革命爆发，回国参加革命而耽误了学业。1912年，民国政府以“酬勋”的名义将他们派遣出国留学。稽勋留学生实际一共只派遣了两期(第三期因财政困难未能成行)，总数不过几十人，留学的费用由财政部全额拨付，不归教育部管理，也不按一般留学生对待。“稽勋留学”的经历成为许多当事人人生轨迹的转折点，他们从乱世中的激进革命者转变为高学历的专门人才。张竞生本是一位思想“左”倾的职业革命者，辛亥革命后南北议和，他被孙中山委任为议和团的首席秘书，协助临时政府外交总长伍廷芳与清廷代表唐绍仪谈判，为促成清帝退位和走向共和立下汗马功劳。稽勋留学的经历，使张竞生成长为一位学识渊博的学者。从1912年12月至1920年4月，张竞生在法国留学近10年之久，先后毕业于巴黎大学文学院和里昂大学哲学系，并获哲学博士学位。他不仅是中国提倡计划生育的第一人，还是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先驱、中国第一个提出逻辑学学科概念的学者。任鸿隽于1913年考进了美国康奈尔大学文理学院，主修化学和物理学专业。1914年夏，任鸿隽与同学赵元任、胡明复、周仁等联合发起成立科学社，集资创办《科学》月刊。次年，中国科学社正式成立，任鸿隽被推举为中国科学社社长。该社是中国最早的综合性科学团体，在以任鸿隽为首的一批具有远见卓识的知识分子领导下，该社在此后的几十年历程中，为促进中国现代科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任鸿隽还是中央研究院的第四任总干事。被派赴法国的谭熙鸿先后就读于巴黎大学和都鲁士大学，专攻生物学和农业科学。谭熙鸿是“五四”后期北京大学知名教授，1949年后还被聘为新中国农业部的技术顾问。邵逸周于1912年进入英国皇家学院矿冶专业学习，毕业后先到缅甸任工程师，后辞职回国，历任芜湖市长、国立武汉大学工学院院长、鞍山钢铁公司总经理等职，为近代中国的矿冶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李四光于1913年赴英国伯明翰大学学习采矿和地质，1920年回国后被聘为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次年任北大地质系主任，后来成为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的重要成员。曾担任中央研究院秘书的杨杏佛等人也是稽勋留学出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