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高等教育地域非均衡布局考察

      [中图分类号]K25；G40-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9)04-0074-08

      目前，研究者关注高等教育地域布局问题时，往往关注当代高等教育的地域布局均衡问题，并逐渐成为研究的热点，而从历史的视角，对中国近代高等教育诞生之初的近百年的地域布局的研究成果，却不多见。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试图考察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地域分布情况，以图为我们更好的研究当代高等教育的地域布局非均衡问题提供参考和借鉴。“历史的叙述帮助我们触及基础，接触系统的基本特性以及它们的原因和后果。历史成为与变革和稳定有关系的事情，特别是那种不被人承认和未见到的事情。”①目前，高等教育地域布局非均衡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也是招致公众批评的主要原因。然而，这一问题是有历史根源的。考察近代中国高等教育地域布局的历史演变轨迹，将给我们很多启示，也有助于我们对中国高等教育地域布局非均衡的现状有一个科学的认识，进而为促进这一问题尽快得到解决提供历史参考。

      一 近代中国高等教育创办初期至北洋政府时期的地域布局

      1.高等教育在创办初期的地域布局(1862-1911)

      晚清洋务运动时期，脱胎于中国传统高等教育、借鉴西方近代大学理念的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开始萌芽，并艰难地起步。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源头有两个，一是传统的中国旧有高等教育机构，包括书院体制及其改革。“书院改革，究其内容，就是将无裨实用的科举之业，一变为经世致用之学，二变为新学、西学”②。一是西方高等教育的影响，近代的中国高等教育是在同西方文化的接触中孕育出来的，然而这种文化接触，却是伴随着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被动地出现在中国的历史上的。这两个源头注定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地域分布必然受传统的文化、政治、经济地位和开放程度的影响。

      洋务派从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相继开设了京师同文馆(1862年)、上海广方言馆(1863年)、广州同文馆(1864年)等各科(类)高等学堂。后来，在维新运动的影响下，清政府的一些官员开始积极筹办新式学堂。其中具有近代高等教育性质的有北洋大学堂(1895年)、京师大学堂(1898年)、山西大学堂(1902年)等。

      1905年9月(清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在袁世凯、张之洞等人提出的《请废科举折》中指出：“臣等默观大局，熟察时趋，觉现在危迫情形，更甚曩日，竭力振作，实同一刻千金。而科举一日不停，士人皆有侥幸得第之心，以分其砥砺实修之志。民间更相率观望，私立学堂者绝少，又断非公家财力所能普及，学堂决无大兴之望。就目前而论，纵使科举立停，学堂遍设，亦必须十数年后人材始盛。如再迟十年甫停科举，学堂有迁延之势，人材非急切可成，又必须二十余年后，始得多士之用。强邻环伺，岂能我待。”奏折还说：“欲补救时艰，必自推广学校始。而欲推广学校，必自先停科举始。拟请宸衷独断，雷厉风行，立沛纶音，停罢科举。”③当日，清廷颁布上谕：“方今时局多艰，储才为急，朝廷以提倡实学为急务，屡降明谕，饬令各督抚广设学堂，将俾全国之人咸趋实学，以备任使，用意至为深厚。前因管学大臣等议奏，当准将乡会试分三科递减。兹据该督等奏称，科举不停，民间相率观望，推广学堂必先停科举等语，所陈不为无见。著即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其以前之举、贡、生员分别量予出路，及其余各条，均著照所请办理。”④

      清朝当权者同意停罢科举，标志着在中国延续了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宣告终结。随后，新式学堂在中国大地兴起。1907年至1909年期间的高等学堂布局情况如表1所示。当时，高等学堂的地域布局相对来说是比较均衡的。京师、陕西、河南、江苏等地区稍微多一点，但并不突出。

      

      

      世界著名中国高等教育研究专家许美德博士(Ruth Hayhoe)对此问题的观察有些出入。她在引证很多材料的基础上认为，中国高等教育在创办初期就呈现出地域布局的非均衡性，这一时期各地大学堂的发展主要集中在政治地位重要、经济发展迅速、交通便利、思想较为开放的省市。她依据的资料表明：截止到1909年，中央政府总共创办了3所大学，有学生749人；还有24所省立大学，学生4203人；另有101所专业学院，学生6431人。⑥在地区分布上，这些高校主要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而黑龙江、新疆、贵州、广西等内陆省份则只有一些小型的政法学院，没有一所大学。同时，江苏、安徽、福建、湖南和广东等省总共有6～8所大学，每省的在校大学人数都超过了1000人。当时，直隶(包括北平)共有高校18所，在校学生4028人，占国立院校总数的37％。⑦

      2.北洋政府时期高等教育的地域布局(1912-1927)

      1911年的辛亥革命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政治事件，而且也注定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转折点。民国时期，中国高等教育的地域布局情况发生了新的变化。如有论者指出的那样：“在高等学校的地理分布上，这一时期由于政治上的混乱状态以及军阀割据等原因，使得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缺乏统一的规划，各地区的发展很不平衡。各省由于其经济状况、统治者的兴趣和积极性以及教育观点的不同，各地高等教育的发展也就带有很大的随意性。早在1911年前后，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重点就已经偏向于沿海地区，后来随着大学向北京、上海等地的集中，这种不平衡更加突出了。”⑧

      依据哈佛大学终身教授费正清先生(John King Fairbank)对这一时期中国高等教育的研究，1922年的大学分布如下：北京7所，上海10所，武汉4所，南京3所，天津、广州、福州各有2所，成都、长沙、杭州、苏州、济南、厦门、南通、清苑、太原、唐山各有一所。如果按照现在的中国行政区，把这些城市划归到各省区中，结果是：上海有大学10所，北京7所，江苏5所，湖北4所，福建3所，天津、广东、河北各2所，山东、浙江、湖南、四川、山西各1所。如果按照区域划分，沿海地区共有19所(上海10、福建3、天津2、广东2、河北2)，长江流域有20所(上海10、江苏5、湖北4、四川1)。⑨这样就可以清晰地看出，中国高等教育在这一时期的发展主要集中于沿海地区、并沿循长江流域发展，长江的航运，为沿江内地的对外交流、经济发展，以及新思想和新文化的传播提供了便利条件，因此也促进了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武汉三镇凭借自身交通枢纽的优势在这一时期已经成为高等教育相对发达地区。相比之下，同处于内陆的河南、江西、安徽等省区的高等教育的发展则相当缓慢。这反映了学习西方大学制度，在中国创办现代高等教育，是以开放程度为基础的。但值得注意的是，同样地处内陆的山西，得以拥有1所大学，这在当时是了不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