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来华传教士的宣教地图中，湖南是一个让他们心悸、充满着矛盾的省份。一方面，湖南人在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中发挥了带头作用①，彰显了湖南人与时俱进、务实求新的革命性格，另一方面，身处相对封闭滞后环境中的湖南士绅们又往往被传教士归于最保守排外之列。确实，湖南的知识精英“思想文化上深受王船山学说的影响，对外来侵略势力具有特殊、顽强的抵抗力，曾被传教士们称之为‘铁门之城’”。[1]374从19世纪60年代初长沙、衡州等地士绅刊布的《湖南阖省共檄》，到稍后由“天下第一伤心人”崔暕刊布的《辟邪纪实》，再到曾引发长江流域风起云涌、持续数年的反教浪潮的周汉反洋教揭帖，[1]375，[2]346在在皆令基督教会和试图息事宁人的清廷如坐针毡。然而，就是在这样一个“多事之地”，两个一向以儒教传家的著名家族——湘乡曾氏家族和衡山聂氏家族——中却出了几个“数典忘祖”之辈，在急剧变迁的历史大势中，选择了皈依基督教。 家族在传统中国社会结构与社会生活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②这是不争之事实，亦是众所周知之常识。姑不论他，单就与本文论题相关之处而言，一个家族中的某一重要人物对于某种宗教之态度，往往会薪火相传，不绝如缕。但是，这种承平时期的常态在社会因动荡而发生巨变之时，也会出现变数。这是因为，相对稳定的家族这一结构性的实在与国家这个大系统一样，会由于自身在某一时期的功能萎缩或短缺而面临着变迁的压力，变迁的内容可能包含其赖以维系其社会声望的象征符号。本文将主要以曾国藩家族与基督教之间的纠葛互动为例(聂氏家族与基督教之间的关系将另文专述)，探讨以下问题：是什么因素导致了对基督教颇为反感的曾国藩的晚辈由儒入耶？曾氏家族中的基督徒们赋予了基督教以什么样的功能角色和意义？ 一、基督宗教与曾国藩的荣辱 晚清湘乡曾国藩(1811-1872)既是理学名臣，又是咸、同中兴第一臣。就前一身份而言，他不仅对理学情有独钟，精心钻研求索，而且试图在其仕宦生涯尤其是常年的军事实践中一以贯之地践履之，更以无微不至的家训传承纲常名教。就后一身份而言，他获得中兴名臣的美誉，与其大有功于镇压打着基督教旗号的太平天国密切相关。因此，他对基督宗教似乎注定不可能有好感。在为镇压自称“替天讨胡”的太平天国而撰写的《讨粤匪檄》(写于1854年2月)中，曾国藩将基督宗教与儒家纲常名教置于不共戴天之位，呼吁为保卫名教而战： “自唐虞三代以来，历世圣人扶持名教，敦叙人伦，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粤匪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倘有抱道君子，痛天主教之横行中原，赫然愤怒以卫吾道者，本部堂礼之幕府，待以宾师。”[3]1579 此处称太平天国崇拜天主教，将天主教与新教或耶稣教混为一谈，是为不知。但是，无论如何，这种为名教而战的卫道姿态与振臂一呼，确实产生了广泛的文化号召力，既动员了大量学人士子和乡民参与镇压叛乱，更为镇压叛乱者灌注了所谓忠义血性，鼓舞了其士气。湘军的崛起与太平天国的陨落为曾国藩本人和其他士大夫梦想中的所谓中兴提供了一定的契机。 再说上文提到的曾国藩对基督教的无知，日后却因他本人无可回避地与基督教势力的亲身交涉而得到改进。而这种知识上的增益却是以黎民百姓的生命和巨额赔偿为代价的。据清末名重一时的来华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Richard Timothy，1845-1919)的记载，在山西发生“丁戊奇荒”(1877-1878)时，李氏带着募捐而来的两千两白银，拜见时任山西巡抚的曾国荃，希望参与赈灾活动，发放这笔义款；后者却百般阻挠。当李提摩太向他询问如何才能更好地发放这笔救济款时，他闪烁着狡黠的眼珠，说：“城里有一个罗马天主教传教士，前些天他来为他负责的一所孤儿院申请粮食。你最好把你带来的两千两银子交给他处理。”作为新教浸礼会传教士的李提摩太遵嘱去寻求那位天主教主教的合作，自然是碰了钉子。李氏将曾国荃对传教士的这种近乎刁难的举动归因于其兄长曾国藩对基督宗教的态度，因为后者曾经将其关于罗马天主教和新教的观点上奏朝廷，大意是，这两派相互仇视，往往会互相拆台，因而中国政府可以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不必对双方都采取进攻性政策。[2]108 曾国藩能区分天主教和新教，并知道利用二者之间的矛盾，盖源于他受命处理天津教案的亲身经历。原来，同治九年五月(1870年6月)，天津发生地方匪徒拐卖人口案，嫌犯供称此案牵涉法国教堂。经三口通商大臣崇厚与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约定，天津知县刘杰于五月二十三日(阳历6月21日)带同匪犯武兰珍到位于望海楼的教堂对质，结果证实武犯所供不确，无从指证。教堂中的谢福音神父也已经与崇厚协商好了相关事项的善后处理办法。但当时已经有数千群众包围了教堂，教堂人员与围观的人群口角互殴。丰大业忽然要求崇厚派兵镇压，交涉时丰大业神气凶悍，出言不逊，一怒之下，竟向崇厚开枪，幸而未击中崇厚。后者见外面民情汹涌，担心激成事变，劝告丰大业不要出去，丰大业却飞奔而出。此时刘杰亦劝阻丰大业，后者又向刘杰开枪，打伤刘杰家人。围观民众群情激奋，当场打死丰大业及其秘书，③又杀死一些修女、神父和中国信徒，并放火焚烧了法国领事馆、望海楼天主堂、仁慈堂以及当地英美传教士开办的4座基督教堂。此为至当时为止杀死外人最多(20人)之教案。事发后，英、美、法、德和意等7国军舰集结天津、烟台一带海面示威。身为直隶总督的曾国藩抱病受命从保定赶赴天津查办，迫于列强压力，为了息事宁人，深知此案“审虚则洋人理直，审实则洋人理曲”的曾国藩，④只好委曲求全，最后竟然判处民众为首者20人死罪，25人充军，更判天津知府刘光藻、知县刘杰发配黑龙江，⑤清政府还被迫赔款46万两白银，10月，又派崇厚到法国道歉。弱国无外交，而忍辱求和的当事者曾国藩则成了国人舆论的焦点，他查办的结果引起举国上下无比愤慨，其在京同乡将他在湖广会馆夸耀功名的匾额打碎烧毁。所有这一切都令颇具反省精神的曾国藩“内咎神明，外惭清议”。⑥1872年3月，在处理教案后期即已调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于南京郁郁而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