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257-0246(2009)04-0124-06 电报的发明与应用使得信息传播的速度空前提高，故具有划时代之意义，从而迅速在西方推展开来。19世纪70年代初，丹麦大北电报公司(The Great Northern Telegraph Co.)自俄国海参崴敷设电报线经日本长崎至上海，将中国与欧洲联通。①稍后，清朝疆臣亦开始在台湾、天津等地试办电报。1880年(光绪六年)9月16日，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奏设天津至上海电报线，②掀起中国大规模自建电报活动，由此全面开启晚清通信的近代化历程。至1911年(宣统三年)底，中国共建成电报线路100 002.03里，覆盖了除青海以外的所有省区，③对晚清社会的发展与演进产生重要影响。其中谕旨奏折制度由此衍生出电旨电奏等新形式，使得清代文书制度发生重大变革与创新，行政理事效率大为提高。有鉴于学术界对此未有论涉，笔者初步考察之。 一、电奏的出现与电奏制度的形成 中国古代君臣间的文书制度发展至清代已较完备。其上行文书清初承明制，主要有题本与奏本两种形式。自康熙中期起出现奏折言事，在雍正后获得进一步发展。1748年(乾隆十三年)废除奏本，上行文书实际上已演变为题本与奏折两种，奏折的地位更加突出。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再改题为奏，奏折遂成为臣工唯一上行皇帝的文书形式。④奏折或出自在京各部院臣工，或由地方将军督抚提镇等呈递。就后者言，其程序是疆臣将奏折书缮后由驿站递送至兵部捷报处，或专差送至外奏事处，再送内奏事处，进呈皇帝。自电报开通后，奏折出现新的形式，电奏应运而生。 最早使用电奏的当是清朝驻外使臣。早在中国大规模架设电报之前，驻外使臣中即有通过西人所设通于上海之电报线而电奏者。例如，1880年曾纪泽赴俄改订条约期间，清廷便准其电奏。曾氏在1881年(光绪七年)2月16日所上《改订俄约办事艰难情形疏》中称：“我皇上因俄事日迫，意在转圜，一切情形，许臣由电径达总理衙门代奏请旨，已属破格施恩。”⑤因有皇帝的特许，曾纪泽曾于1880年7月末电总署代奏，“恳释崇星使(崇厚)之罪”⑥。8月12日，清廷明发谕旨，表示允准：“兹据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接到曾纪泽电报‘现在商办一切，恳为代奏施恩’等语，崇厚著加恩即行开释。”⑦另，曾氏在《遵旨改订俄约盖印画押疏》中又称：“(光绪六年)十二月十七日接准总理衙门电示，奉旨：‘览来电均悉，该大臣握要力争，顾全大体，深为不负委任，即着照此定约画押，约章字句务须悉心勘酌，勿稍疏忽，余依议。钦此。’”⑧谕旨中所言“来电”即是曾纪泽之电奏。上述情况表明，自那时起，电奏便零星出现。 中国大规模架设电报后不久，即逢中法因越南问题而关系日渐紧张，为应对此一紧急态势，清廷进一步开放电奏。1883年(光绪九年)5月13日，上谕令李鸿章暂驻上海，统筹全局，“著将筹办情形，随时奏闻，其紧要事件，并著由电信寄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转奏，以期迅速”⑨。此后，不仅李鸿章，当时海防吃紧处如两广、闽浙等省，因已开通电报，各该处将军督抚亦纷纷以电报奏陈“紧要事件”，电奏由此骤增，遂成为君臣间上行文书的重要形式。电奏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不同于普通奏折的寄递程式与管理制度，具体表现为： 其一，总署代奏原则。就电奏程序言，其与普通奏折递呈的差别在于：电奏由该臣工拟定，交电报局寄至总署，再由总署送军机处进呈。但需指出，初清廷对此无明文规定，故新设通电报之地，其督抚疆臣并不十分清楚这一程序。所以1887年(光绪十三年)4月，云贵总督岑毓英在云南电线与四川接通后特奏：“电奏到京，应由何处衙门代奏，滇省均无向章可循，合无仰恳天恩敕下部臣核议章程，咨行来滇，俾得遵循办理。”⑩总署奏复：电报开办以来，各省将军督抚电奏到京，“即由臣衙门严密封送军机处呈进”(11)。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9月，光绪《钦定大清会典》编成，对此才有明确规定：“遇电奏到，则迅译以达军机处，进呈御览。凡出使大臣及各直省督抚将军都统钦差大臣，遇有紧要公事应奏闻者，准由电线经达本衙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代奏。”(12) 那么，臣工的电奏缘何需由总署代奏呢？这是由于总署主管外交、总揽洋务，故中国自建电报前，驻外使臣电寄奏折只能由其代奏；中国自建电报后，总署是实际最高主持者，而尤为关键的是，京城官电局即是由总署直接督办。1884年(光绪十年)7月12日，总署奏准架设通州至北京(是时津沪电报线已延至通州)电线两条：一条至内城，拟于泡子河附近设一电局，专收发官电；一条至外城，拟于东河沿近处择地设局，借收商电，以贴公用。总署之所以要在泡子河地方安设官电局，是由于“该处地颇宽静，(距)臣衙门尚近，不致迟滞”。是年8月31日，泡子河官电局建成通报。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4月7日，总署更“近因收发电报既繁要”，而“向来电局安设署外，诚恐迟延泄漏，诸多未便”，行札该局委员，让其妥速“于署内择地设局，以重要公”。不日，总署电局设成。(13)这一切使得京外臣工的电奏只能寄予总署，让其代奏。 其二，事件紧要原则。就电奏内容言，据上又可知，其与普通奏折的区别在于：电奏须是“紧要事件”。因此之故，前引曾纪泽《改订俄约办事艰难情形疏》有称，清廷准其电奏是“因俄事日迫”，“属破格施恩”之举。寻常情事，不可电奏。1886年(光绪十二年)8月17日，曾在《游观英德局厂情形片》中又说：“臣此次之病来势甚骤，若具折请假，则只奉恩旨当在数月之后，而前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知照，小事不准发电，是以未敢电奏乞假，理合陈明。”(14)这一切主要是由于电报花费甚巨。当时国际电报收费的一般情况是“每发一次，自欧洲达于上海，字仅廿余，而耗费六七十金”(15)，极为昂贵。国内电报方面，中国自设电报之初，尽管头等官报(指军机处、总署、各将军督抚、出使大臣等所寄公务电报)让电报局报效，实行免费，(16)但清廷深知倘寄发过多，必影响电局经营，从而会致其难以维系。后又在电报局商董的一再请求下，该类电报自1887年7月21日起收取半费。(17)即便如此，若寄发过多、内容过长，费用亦不在少，因为中国电局收费原本较高。对此，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6月17日，邮传部曾奏称：“中国报费昂贵甲于全球”，又进而指出“中国报价凡远省，一、二字之费，几与各国二十字相等”。(18)在此情形下，为撙节起见，电奏只能坚持事件紧要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