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0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9639（2009）02－0092－07 广东人民出版社在2007年影印出版了《清代稿钞本》，其中第10－19册收入《望凫行馆宦粤日记》。日记作者杜凤治（1814－1882或稍后），浙江绍兴府山阴县人，举人出身，同治五年（1866）到光绪六年（1880）历任广东广宁、四会、南海等县知县，罗定州知州。他的日记现存40本（缺第2本），收藏于中山大学图书馆，已故的著名历史文献学家周连宽曾撰文介绍①，近几年也有人利用这部日记做了一些研究②。这部几百万字的日记是研究晚清广东极有价值的史料。杜凤治作为南海知县，必须同本县绅耆打交道，所以，日记中多次提到康有为的祖父康赞修和从叔祖康国器。这些记载对了解康有为的祖辈以及家族情况有一定帮助。 一、日记关于康赞修的记载 除康有为自己的各种记述外，笔者只在宣统《南海县志》看到过一篇539字的康赞修传记。如果康赞修不是康有为的祖父，相信今天不会有学者关注他。康有为父亲早逝，从10岁起即依祖父康赞修生活，祖父“是对少年康有为影响最大的人物”③。在康有为的著作中，所有写到“连州公”（康赞修殉难于连州训导任上）之处都反映出他对祖父的怀念与崇敬。 杜凤治在任南海知县之前已在日记提到康赞修。同治九年（1870）十月他再任广宁县知县，向典史张某询问县内当押店有多少，张回答：“城内两处，乡间石狗一、江谷一，城中向送到任及节寿礼，乡押减半，如今并且不送，索亦无有，有石狗押，康姓所开，恃粤西方伯康国器大人是伊伯叔，江谷押系本地绅士曾姓有分开设，亦恃族大不顺。”杜说：“何不往索？虽有限，亦系照例之事。伊藐视长官，此其一端，不可长也。康姓石狗初开时，予尚未卸事，康赞修连州学官，为康方伯之兄，丙午举人，与韩老师同年，初开时有五十金官礼亦未送，虽伊有恃不恐。亦韩老师之鬼也。”④ 押店开设时由康赞修出面，康国器其时正在广西布政使任上，加上县学教谕韩廷杰是康赞修同年，韩从旁帮忙，杜凤治对其不“照例”送“官礼”虽不满亦无可奈何。康家的押店既然连知县的“官礼”都敢于不送，对更小的芝麻官典史就更不理会了。 这则资料可帮助我们了解康家的经济状况。康赞修任训导（县学的副职），廉俸收入极为微薄，而当押店是“高利润”行业，但需一定势力才能顺利开设，显然，当押店的收入是康赞修维持一个大家庭生活的重要来源。开设当押店时康赞修曾亲自到广宁，平日则由康赞修的一个儿子经营。其时康有为父康达初已病故（此前几年也在家养病），二叔康达迁在外当官，三叔康达守有通判职衔，“不仕而营实业”⑤，在广宁当押店的应该是康达守。 康赞修曾出任羊城书院监院，康有为自编年谱把此事系于同治十二年（1873）⑥，但杜凤治日记反映事在同治十一年（1872）。是年八月十七日，原监院许仲言突然病故，尚欠生童膏火银300两，有人愿意代还一半接任此职。次日，广州知府冯端本告诉杜凤治，他曾与布政使邓廷楠讨论继任人选，“康佑之藩台之兄康述之名赞修，丙午举人、连州训导，现在戴、林营中随同办乡，伊欲得此，藩宪似已允之矣”。当日，康赞修便求见杜凤治，两人谈了一阵关于清乡办匪的事之后，杜对康说：“闻羊城书院许仲言已作（古），藩台言及君，君愿之乎？”康回答：“甚愿！尚求栽培。”三天后，布政使对杜说“已下札委康矣”。⑦ 书院监院是山长的副手，掌管书院膏火银发放等事务，是一个既体面又有一定收入的差事，所以愿意担任者不少。许仲言一病故，当天就有人表示愿意接任并代为填补部分亏空。康赞修也立即多方活动，最终如愿接任。同治五年（1866）康国器升任福建按察使，其时邓任福建布政使，两人曾有同僚之谊。从邓的话，可知广东大吏委任康赞修也有看康国器面子的因素。 康赞修作为地方绅士，对清剿盗匪非常积极。康有为自编年谱同治九年（1870）记：“……广东布政使王公凯泰闻先祖行望，檄调还广州办积匪。”⑧ 康有为写的康赞修行状则将此事系于同治十年⑨。行状所记时间肯定有误，因为王凯泰同治九年七月即由粤藩调任闽抚，到光绪元年（1875）死于闽抚任上，不可能在同治十年仍过问广东的事务。同治九年之说也有些不合情理之处：办匪并非重大军事行动，也非布政使的专责，康赞修是学官，当日又不是非常时期，为何要“檄调”他回省城？从杜凤治的日记看，康赞修是以地方绅士的身份自告奋勇参与清乡的。 同治十一年（1872）初，两广总督瑞麟命副将戴朝佐会同委员林直（子隅、子御）、吴廷杰（荆南）等办理南海清乡，康赞修也同去，戴朝佐说：“（清乡）不可无本地绅士，以其深悉其人，熟识各乡绅士也。”几天后，杜凤治在谒见瑞麟时“又将康述之同往一层禀之”，瑞麟对此大加赞扬，称康赞修“其人正直无私，为绅士中不可多得之人”⑩。从杜凤治描写的对话情景，康赞修似非总督或其他省级高官所委派。康赞修临行时杜凤治与其约定“有事彼此亲笔通信”，康在参与清乡时便与杜凤治有函件往还(11)，但日记没有抄录函件内容。 同治十二年（1873）七月，知府冯端本告诉杜凤治：“康述之赞修来言，戴（朝佐）前次在沙头、大桐一带与绅士意见不同，此次到彼恐亦难得手。”杜即到羊城书院拜访康赞修，康告诉杜刚从连州回来，因为他是实缺连州训导，前两个月在连州有考试事务。杜凤治记录与康赞修的对话：“予劝述之定要回家，何不到营帮同办事，康唯唯。予又言即或一时不能去，有所见务速作信告之，康谓然。康又问方亚芬如何，予言自足下言后不三月伊认供，去冬即办讫矣。述之笑言此真好事也，即廖亚根亦杀有余辜者也。”(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