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09）01-0122-06 在学界以往的研究中，一般认为，在太平天国起事后，随着曾国藩、李鸿章等地方要员逐步掌控并主导地方权力，形成中央与地方二级行政主体；而在此之前，则是实行高度的中央集权体制。有学者曾形容在中央的统一指挥下，各省之间的财政协调，“有如一盘棋局，任随天才的棋手前后左右移动周围的棋子，无不得心应手”，“看作是一种艺术当是可以的”。① 本文则欲以咸丰初年江浙两省的漕粮海运为例，来揭示在督抚权重之前，虽然还是归属于中央集权体制，但因为经费支出的纠葛、人事关系的复杂，地方之间的利益冲突与矛盾早已存在和势同水火。同时，正是由于这一现象的长期存在，才为后来的督抚权重及各自为政格局的出现，埋下了伏笔。 一、浙江第一次办理海运 浙江与江苏同为清代最重要的漕粮输出地，两者合计居全国份额的四分之三。但直到咸丰二年（1852年）为止的清代漕粮海运，均行之于江苏，“浙省不与焉”②。考虑到江苏海运行之有效，咸丰元年，御史张祥普要求浙江同办海运。③ 但这一提议遭到浙江巡抚常大淳的坚决反对。常大淳指出，浙江虽有乍浦、宁波等出海口，但均非理想，从上海放洋则沙船不敷，盘剥甚远，开支极巨，且呼应不灵。他还表示，浙江运丁水手素称疲累，旗丁衣不蔽体，食不充腹，若试行海运，水手虑及失业，“或借索帮欠逗留生事，或流为盗贼，扰害闾阎，尤不可不防其渐”。由于浙省反对海运的态度极为明确，咸丰帝只得朱批：“既属窒碍，著暂停试办。”④ 但河漕的困难显而易见。成丰二年七月，黄宗汉出任浙江巡抚，当时浙江上年的杭、嘉两帮漕船，头船甫运出江，后者尚未离浙境，又因黄河丰工决口，河道淤塞，至十一月仍有浙漕在常州搁浅，江苏护漕负担随之加重，江苏对浙江的不满日益表露，天天以公文咨催责难。黄宗汉甚至对僚属抱怨：“江苏督抚一天来一件六百里公文，凡过往行人之阻滞，以及贡使之迟误，无一不归咎于浙漕。来文直是申斥，浙抚几至无可喘气，使弟不为椿公不休也。”⑤ 椿公即浙江布政使椿寿，因“湖郡漕船浅滞，改留变价，亏银三十余万两”，“情急自缢”⑥。可见黄宗汉对江苏方面的恼怒。河漕难行，于是黄宗汉认为，补救之方莫如海运，浙漕如能改行海运，“全局从此可以转移，于公私全为两便”⑦。这一主张得到清廷同意，浙江的漕粮海运遂得以开展。 浙江海运的出海口选在上海，系跨省运作，又与江苏同时进行，必然存在一个如何协调的问题。黄宗汉将担忧上奏清廷，咸丰帝当即命两江总督陆建瀛和江苏巡抚杨文定等人妥筹章程。经过商议，江苏作出如下承诺：派雇沙船责成沪局委员，“倘有米无船，即将苏省经理委员查明参处；若有船无米，或有米而无水脚，即将浙省办漕各县揭参惩办。如此责有攸归，庶几海运可期迅速”⑧。 虽然江苏对船只做出了承诺，但浙江当局却并不当真，而是从头做起。他们认为，海运以雇船为最重要，宁波北运商船共有100余只，为顺利海运，“业已饬令该管道府先行尽数封雇”。考虑到还须添雇江苏沙船方可敷用，黄宗汉特飞咨两江当局，要求他们派委干员，会同浙省委员“预为封雇”⑨。即便如此，黄宗汉还是担心船只不敷，又向直隶、山东、奉天等处发咨文，要求这些省份先期将各船商预定货物运到出海口，以便船只能迅速装运后返航，参加二运。⑩ 黄宗汉的担心是有道理的。当浙江委员赶赴上海开验时，发现除浙江宁船外，仅有卫船4条、沙船1条，续报的也只有13条，而浙漕共需要沙船200条，可见江苏方面对浙江海运所需船只的态度。(11) 最终解决难题的，是直隶和山东大约200余号卫船的赶到。据北直船商陈典等禀称，他们情愿承运浙江漕粮，并请在大东门外开设天顺公记，凡卫船到上海，均由公记具保报局，听候查验。(12) 又据天津县知县谢子澄报告，他已经命当地卫船赴沪受雇，结果海船户长李廷荫等人禀报，已经招雇卫船义源茂等51船，愿意前往上海装载漕粮。在领到天津县颁发的票照后，这批船只也于三月初八日陆续出口，赶往上海。(13) 正是有了这两批船只的鼎力相助，才有了浙江漕粮海运的顺利进行。这也是后来黄宗汉再次上奏时，明确表示“船只无虞缺乏”(14) 的原因。但无论如何，江苏省在派拨船只上对浙江的毫不关心，无疑在本来就不融洽的两省关系中打入了一个楔子。 根据事先的规划，江苏漕粮可于二月兑竣，浙江亦可于三月兑竣。但到咸丰三年二月底，两省起运米数仅及一半。更为奇怪的是，当黄宗汉奏称浙漕已经运到上海30余万石时，统筹负责江浙两省海运事宜的江苏布政使倪良耀却稀里糊涂地表示，浙米到沪者仅止6万石。咸丰帝看到这两份奏折时大为诧异：“倪良耀此次办理海运，实属迟延。”(15) 倪良耀表示要申严纪律，咸丰帝则曰：“不知该藩司何颜出诸口也！”(16) 通过以上公文，又至少可以看出，江苏布政使对于浙江漕粮动态的漠然。 无论如何，经过努力，浙漕最终还是与江漕相安无事地放洋了。但在放洋一事上，两江总督陆建瀛又奏称，此次漕粮海运出洋巡护，浙江船只“倘私自偷泊，恐江南水师难以约束”，必得浙省巡洋官兵“会同巡护”，才能有所保障。也就是说，江苏方面希望浙江也能分担两省海运的护漕工作。经闽浙总督怡良协商，浙江不得不决定由署定海镇印务右营游击周士法负责，经费则由浙省自行开支。(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