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05X（2009）02－0025－06 在晚清学术史上，汉宋调和是儒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汉学是清代学术的主流学派，因其在乾嘉时期发展到鼎盛，又称乾嘉考据学。乾嘉年间，考据学如日中天，程朱理学虽为官方哲学，高居庙堂，却为许多学者所排斥，难以与之争锋抗衡。由此汉宋两派对峙日剧。然而就在汉学发展最炽之时，汉宋调和也暗暗生起。咸丰以降，汉宋调和成为一般学者的共识，汉、宋两派由清中期的对峙攻讦转为彼此融合。在晚清，汉宋调和是一种普遍的学术主张，由于这一主张在当时的重要学者的思想中或多或少都有体现，影响较大，因此，将之称为一种学术思潮亦未尝不可。其对晚清学术格局的影响不容忽视。 关于晚清汉宋调和盛行之原因，学界一般认为，一是由于学术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两派学者在各自的治学过程中，逐渐认识到本派学术的弊端和不足，以及树立门户对学术发展带来的危害，所以提倡汉宋兼采。二是由于外在的社会环境。道光以降，内忧外患频仍。面对千年不遇的变局，无论是宋学还是汉学都难以担当起挽救危亡的重任，处于主流学术地位的汉学更难辞其咎，受到来自学派内外的诘难。这为汉宋由对峙走向调和提供了外部机缘。然而，汉宋调和作为一种学术思潮在晚清大盛，除了上述两种因素外，还有一种重要的但极少为人所注意的因素，即晚清汉学在地域上的极大发展，为汉宋调和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学术基础。 一 晚清汉宋调和的兴盛得益于汉学在地域上的扩展。从清中期的汉宋相互诋斥，尤其是江藩的《国朝汉学师承记》和方东树的《汉学商兑》的相继撰成而引发的汉宋之争来看，这一观点似难成立。但恰恰就是这看似悖论的事实，却成为汉宋调和盛行的重要因素。 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曾说：“古典考证学，总以乾、嘉两朝为全盛时期，以后便渐渐蜕变，而且大部分趋于衰退了。”① 此话用以概括19世纪后半期汉学发展的真实情形，并非无懈可击，实际上，晚清“汉学虽然走向衰落，但依然保持着一定的规模，且有局部性的回升”②。这种“局部性的回升”即是汉学在原来的学术中心以外的区域的重要发展，而这一重要发展极大地推进了本已存在的汉宋调和。可以这样说，汉宋调和的产生无待于汉学的进一步发展，但是汉学区域的极大扩充却是汉宋调和得以盛行的必要条件之一。 欲明此中原委，首先必须确定汉学在晚清的所谓“衰退”，并不完全切合实际。这可以从两方面予以证实。首先，汉学在晚清的衰落，与儒学之主导地位在近代学术体系中的逐渐丧失和汉学不再独占坛坫紧密相关，因此，这种衰落是相对而言，不是绝对的衰落。江淮一带向为汉学家之渊薮，咸同年间，由于战乱等原因，书籍文物荡然无存，陈澧有过这样的记述：“今海内大师，凋谢殆尽，澧前在江南，问陈石甫江南学人，答云无有。在浙江问曹葛民，答亦同。二公语或太过，然大略可知。”③ 可以说，此时的汉学中心几乎不再存在，这对汉学的发展不啻是一个灭顶之灾。但是，汉学发展到晚清，已改变了其在清中期的发展格局，由江淮向四周扩展，学术中心不再局限于苏、皖、京师，而是多个区域同时并存，如浙江、广东、湖南等，且这些新兴区域的发展大有后来者居上的势头。另外，即使是在受到战乱影响而导致汉学一度中衰的江苏、安徽，汉学也不是一蹶不振，仍有一定数量的学者从事经史考证，如陈奂、丁晏、吴大澂、倪文蔚、仪征刘氏祖孙等。 其次，在清朝最后几十年中，以经史考古为主的新型书院的出现，促进了汉学的发展。专事经史考古的新型书院发轫于诂经精舍的建立。阮元④ 先于嘉庆二年在杭州创建诂经精舍，后于嘉庆二十五年在广州设立学海堂，考课不以科举制艺为宗，提倡经史考证，兼及天文推步之学。此举非但于两省学风关系非浅，而且影响及于全国。谢国桢在《近代书院学校制度变迁考》中称：“后钱仪吉讲学大梁，复游粤东，集徒授学，崇尚汉宋；张之洞督学四川，创尊经书院；王先谦督学江苏，创南菁书院；黄彭年于直隶重整莲池书院，于吴中正谊书院内设学古堂。凡此诸事，其宗旨虽有不同，而与兴学施教则同导源于阮氏，清代考据之风所由养成此一时也。”⑤ 除了上述所举书院，还有一些同样性质的未被提到者，如湖南的校经堂、广州的菊坡精舍等。校经堂由阮元弟子吴荣光于道光年间在长沙创办，倡导汉学，专课经史，对于湖南学风由专主理学而兼及汉学有很大影响。光绪间张嘉亨任湖南学政，认为湖南所得士，“出湘水校经堂者为多”，且“章句之儒通经致用，其成效亦略可睹矣”⑥。诚然，谢国桢所言不为确论，清代考据学风之养成亦不在道咸之际，但由此可知，汉学在晚清的发展区域，已逐渐遍及全国。 乾嘉考据学发展到晚清，学术区域已扩展到江淮、京师以外的地区，包括浙江、广东、福建、湖南、贵州、四川等省。如果我们仔细考究一下上述汉学新延伸地区在有清一代的儒学发展脉络，就会发现汉学在这些省份的发生、发展过程有着相似的特征。其一，这些省份的汉学都不是在本土自发兴盛起来的，而是由于外部环境的影响或某一位外来的具有汉学倾向的权威官员的提倡而发展起来的，如阮元之于浙江、广东，程恩泽之于贵州等。也就是说，汉学相对于这些地区本已存在的宋明理学来说，是一种处于非主流地位的学术。其二，这些省份在汉学兴起之前，在学术界占统治地位的是宋明理学，考据学不为人注目。由于理学在这些地区根深蒂固、流传久远，新起的汉学家在转变学术涂辙前无一不受其深刻影响，这对他们的学术思想及主张的形成无疑会起重要作用。其三，这些省份在汉学兴起以后，并没有出现排斥宋学的现象，极少发生门户之争，这既与其学术传统为宋明理学有关，还与其汉学的兴起和乾嘉学派中的皖派有重要渊源有关。 晚清汉学在新拓展区域的上述学术特征，对汉宋调和的盛行起了很大推动作用，是晚清汉学的地域扩大成为汉宋调和盛行的重要因素之根本依据。下面将以浙江、广东、福建等重要区域为例进行具体论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