捐纳，就是通常所说的卖官鬻爵，当然是一项秕政，会产生许多负面影响。但是，自秦汉以来①，历朝历代却屡屡将其作为国策加以实施，说明它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当时社会的某种需要。清代中期以后，捐纳日渐冗滥，成为极端严重的社会问题。史学界对晚清捐纳的发展概况及其种种弊端多有论述，却很少有人看到，当中国由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之初，捐纳在客观上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对此略加探讨，有助于更全面地认识这一社会现象。 一、给自强事业注入了资金 清朝前中期，国力强盛，财政尚可自给。“康熙十三年（公元1674年），以用兵三藩，军需孔亟，暂开事例”[1]1734，是为清代捐纳之始，但当时不常举行。据统计，乾隆末年户部存银尚有6000-7000万两，道光三十年（1850年）已减少为800万两，到咸丰三年（1853年）六月仅剩下22.7万余两[2]218-219。财政状况的日趋恶化，特别是太平天国起义的冲击，使得清朝统治阶级不得不依赖于捐纳，以至于“开捐之日多，停止之日少”[3]97。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的军费，除厘金外，很大一部分来自捐纳。 镇压了各地农民起义之后，尽管清政府的军费支出大幅度下降，而其他各项开支却逐年增加，清廷财政更加拮据，遂陷入了“费用繁多，不得不资藉捐纳，以补国用之不足”的窘境[4]40。同治十年（1871年）的天津赈案，光绪三至四年（1877-1878年）晋、陕等省发生严重旱灾，光绪十三年黄河于郑州决口，尤其是洋务派为了“自强”而学习西方、导致了中国社会转型的“同光新政”（即所谓洋务运动），以及一次次的对外战争，均需要大量的资金来支撑。巨大的开销使清廷财政每况愈下，“同治末年的收入总数，共约六千多万两……盈虚相抵，较道光前尚多两千余万两，而入不敷出，常在千万两以上”[5]182。 为了缓解财政危机、举办洋务新政，清政府不得不一再大兴捐例。从咸丰元年到光绪二十七年（是年清廷明令永远停止实官捐例），清政府共开办实官捐例（或称大捐）②九项，其中，咸丰元年开办的“筹饷事例”直至光绪五年才告停止，前后延续了29年。这50年间，仅光绪六至九年没有开捐。所以有人说，晚清政府“无一日不需款，无一日不开捐”[4]15。 上述九项实官捐例中，开办于“同光新政”期间的占五项，除光绪十三年因黄河于河南郑州决口而开办的“郑工事例”外，其余四项分别为：光绪十年因中法战争爆发、为加强沿海防务而开办的“台防经费事例”和“海防事例”，光绪十五年为筹建海军而开办的“新海防事例”，光绪二十年因中日甲午战争爆发而开办的“江南防务事例”，都是与洋务派的自强事业息息相关的。可见，为开拓、维护自强大局筹措经费已经成为晚清捐纳的重要目的之一。 兴起于19世纪60年代的“同光新政”，先是以训练陆军和创办军事工业为重点，继而又开始筹办海防、建立近代海军，每一项都需要巨额的经费。据统计，到90年代，“约花费了4500万两左右的国库经费”[6]72。而在财政上早已捉襟见肘的清政府，根本无力全部承担这笔开销。于是，在洋务派的一再请求之下，清政府最终同意以开捐的方式为办理洋务筹措部分经费。光绪十年七月，李鸿章以“饷源枯窘，设措无方”为由，奏请为北洋水师开军器捐输事例，捐项限于“花翎并二品虚衔、一二品封典，及指省分发”[4]16，所得款项用于添购军火，巩固海防，经朝廷批准后实行。同年十月，负责台湾防务的福建巡抚刘铭传因“基隆未复，文报罕通，运饷艰难”，奏请开办台防经费事例，劝捐军饷。清政府准如所请，令“于台湾地方暂开实官捐输，凡京官自郎中以下、外官自道府以下及三班、分先、分间、尽先各花样，均按照例定十成银数报捐”，“作为台湾防剿经费”[7]1849。是年十二月，清政府诏令各省“一律收捐，统名为海防事例……凡京职自郎中以下，外职自道府以下，以及三班、分缺、先分、缺间、本班、尽先各花样暨分发、指省等项，俱准报捐”，以为“海防筹备饷需”[7]1869。光绪十五年，清政府“筹办海军，复罢郑工，开海防新捐”，谕令所得款项均归总理海军事务衙门动用，以加强北洋水师的建设。而且由于经营海军耗资巨大，新捐竟“屡展限，行之十余年”[1]1736。中日甲午战争期间两江总督刘坤一又以“中日战起，江南需办防务”[4]68为由，奏请清政府开办了“江南防务事例”。 上述捐例所得款项当然也主要用之于洋务。我们以光绪十年“海防事例”所收款项的支用情况为例略加说明。“海防事例”捐项开办了两年零九个月时间，共收款项462.6万余两，赊户部拨支及各省留用的75万余两（约占16.2%）之外，几乎全部用做洋务派兴办海防各项事业的资金。其中，光绪十一、十二年北洋海防用款149.4万余两，约占32.3%；海军衙门经费100余万，约占21.7%；购置快船和鱼雷艇用款75.1万余两，约占16.2%；旅顺船坞建筑费63.1万余两，约占13.6%。 清政府在财政拮据、库藏如洗之际举办“同光新政”，步入了社会转型时期。近代化事业需要巨额经费支持，洋务派举办的各项新政在需款，为解燃眉之急，使新政免于夭折，清朝统治阶级不得不多方借助于捐纳。如：张之洞在两广总督任内拟建枪炮厂，“筹有专款，内分两宗，一系文武官绅捐，一系盐埠商捐，自光绪十五年起至十七年止，专充购枪炮机及造厂费”[8]5429；在湖广总督任内筹建湖北炼铁厂时，又将“本省新海防捐尾数库平银二万八千五百五十一两零”，“咨准截作勘矿费”[9]490。清政府为了支付北洋水师定远、镇远、济远三舰的煤、油、维修费用，亦曾于“库存海防捐输项下，动拨库平银十万两”[10]629。大量捐资的注入，为洋务新政尤其是近代海防的筹办，增添了生机与活力。甚至可以说，“同光新政”正是在屡屡借助捐资支持的情况下，才得以顺利进行下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