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0766（2009）01-0036-22 一、列强对华企求的歧见 1840年代和1850年代的两次鸦片战争，清廷都经历了失败议和的过程。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尽管发生了众多变化，但清廷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却变化甚微。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认为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中国最高当政者咸丰皇帝“对外部世界极端无知”[1]264。这一论断大体合乎事实，然言其时清廷对外部世界“极端无知”，则显得过分，且未看到这一“无知”群体中对外部世界认识的诸多差异与复杂性。 清廷上下对外部世界的认识的复杂情状表现为皇帝与大臣之间，大臣与大臣之间对外认知既存在诸多歧见，又存在“夷情叵测”这一大体一致的见识。在咸丰朝初期，清廷尽管与外国签订一系列条约已历时多年，但从其处理对外关系的举措与言论看，皇帝与部分官员对外国人的举动仍疑惧极深，十分强调防备“堕其术中”[2]17。1850年5月28日，两江总督陆建瀛奏，英国领事阿利国（Aicock,Rutherford）请求派翻译麦华陀（Medhurst,Walter Henry）赴天津递交巴麦尊致大学士穆彰阿等一封公文，咸丰得知此举的第一反应即是绝不能让麦氏起行赴津。谕陆建瀛必须“详细开导，据理回复”，阻止其行。并估计经据理驳回，“该酋遣人赴津之处，当可中止”。如此布置后，咸丰仍有后顾之忧，又道：“惟夷性反复无常，著讷尔经额迅饬天津镇道，如果夷船前来，妥为驾驭。告以此事办理缘由，令其回上海，听候复谕。并晓谕居民，勿稍惊扰。”[2]14咸丰的举动表明，他对洋人的动机全然不知，但又自以为洋人不难对付，只要细心劝导，就可打消其要求。且十分注意和平消除事端，不可引起风波。阿利国并未因清廷的劝阻而改变主意，仍派麦华陀持信到天津，其信中内容亦仅是巴氏知照军机大臣，谓两广总督徐广缙不许英人入城、致英公使信函用语失礼之类，希望清廷纠正[2]11。咸丰得到麦华陀到津的奏报后，立即谕直隶总督额尔经讷：“该夷背约而来，意在虚张声势，且欲寻衅，稍不检点便堕其术中，不可不加慎重。”并指令，如该夷仍言广州入城事，“不必多费唇舌”，令其回广东候信。如其坚持不肯南回，讷尔经额亦可接收来文，令其“静候谕旨”[2]17。谕令显示咸丰对英国信使抵津疑虑重重，但同时也表现出一定的灵活性。后经讷尔经额劝说英国信函已由上海传送，不须在津投递，麦华陀即同意回上海等候消息，启程南返。但咸丰帝似并未从中看出英人并非不可理喻，他在给军机大臣的谕旨中言： 此次英夷北驶，意在投递公文。迨至以寄两江总督传谕之词劝导，该夷心折，随即起碇南旋，可见该督（讷尔经额——引者）静镇，不至堕其术中。……惟念夷情叵测，其折回上海以后，难必其俯首贴耳即赴粤东，且到粤后，多方离间，亦难预料。除已有旨，谕令江南、闽浙、广东各地方官一体严防开导。[2]23 麦华陀投信之举为极平常之事，也无何奸谋可言。然咸丰却认为其所以听命南返，实为总督办事有方，镇静对付，才未“堕其术中”。且事后仍一再告诫下属，“夷情叵测”，难免不再施诡谋，沿海各省均须“一体严防”。 类似疑虑，在一些小事件上也表现得十分明显。1850年9月，英国一教士与一医生在福州神光寺租房居住，期限6月。刘韵珂、徐继畬经交涉不能止其所为，遂拟通融办理。其奏云： 臣等查明该二夷，一系讲经，一系医病，其所租屋亦多敝坏。复……授意闽、侯两县及委员郭学钿等，以士民公议，如有敢与夷人修理寺屋者，即捆送重惩。……又向城乡居民遍为告诉，仍以士民公议为词，不准赴该寺就医。……至今寺屋穿漏，赴寺之人甚属寥寥，该夷寂处萧寺，断难日久迁延。臣等又恐各庙僧人，或且暗向夷人私自租屋，又密饬鹿泽长转饬两县，除南台港口房屋，准照条约租与夷人住外，其城内东西南北各庙，士民公议，一概不准租与夷居住，均令寺僧具结存案，是臣等现办此事，惟不动声色，无非藉民以拒夷，并未强民以从夷。此皆臣等慎筹办之实在情形也。[2]83-84 刘、徐的通融其实非常有限，对西洋人的处理亦可谓苛刻，只是不主张强行驱逐而已。但二人却受到湖广道御史何冠英的猛烈指责。其奏折言： 窃臣前因夷人强占（福建）省城南门内神光寺，抚臣徐继畬不能驱逐，反为护持。……兹又闻督臣刘韵珂阅兵回省后，经福州、闽县、侯官，三学生员投递公禀，力请驱逐。该督将此禀送给夷人阅看，告以城内未便多留，城外都不拦阻。以致夷情益肆，不惟神光寺不肯退出，更将东门外之鼓山寺，西门外之西禅寺，合行霸占，并南门外之银镶浦、水部门外之路通桥，强买民房，起造楼屋。甚至五虎门炮台内道光二十一年所铸六千斤大炮，钉塞一尊，南门大树下嘉庆二十五年所铸四千斤大炮、顺治十一年所铸二千斤大炮，钉塞二尊。阖城士庶哗然。[2]93-94 何冠英根据听闻消息，加油添醋以上奏皇帝，是否出于对刘、徐有积愤此不深究，但他对外国人的疑虑都溢于言表。对两个普通英国人租一破屋讲经、行医，稍加分析亦不会相信其可能钉塞有兵弁守卫之三尊大炮。而何冠英则不但对此深信不疑，而且由怀疑英国人而牵及总督巡抚，指责他们已深堕外人术中。何氏对英国人的疑虑显然在其观念制约下被放大了许多。而且，这种放大了的猜疑得到了皇帝的认同。何奏后，刘韵珂于1851年1月17日向咸丰呈明英国人已退还房屋，并无钉塞大炮之事[2]113。咸丰对刘韵珂奏章并不相信，下旨“著裕泰到任后，按照节次寄谕并刘韵珂复奏各情，逐一访查，是否确实？该省夷情是否安静？地方是否一味迁就，有无专事消弥办理不善之处？著裕泰一并详细确实查具奏，毋得稍有不实不尽”[2]115。皇帝宁可相信一个远离事件发生地的湖广道御史听信传闻之说，而怀疑在实地为官处事的两个封疆大吏的奏报，足见其时朝廷深信“夷情叵测”，力持排斥的观念尚占压倒优势，主张务实对外者的声音十分微弱。在裕泰已奏明夷人已搬出神光寺，当地确实无事后，咸丰仍对刘韵珂、徐继畬抱持怀疑，以致徐继畬在奏报夷人已搬出神光寺时，不得不表示：因“未能先事防范，实属咎无可辞，惟有仰恳圣恩，将臣交部从严议处”[2]125。咸丰则再次下谕对“所有刘韵珂、徐继畬有无措置失宜之处，著仍遵旨密查”[2]139-140。幸得裕泰奏明刘韵珂、徐继畬所奏各事均无不实，这一小小事件才未给刘、徐二人惹来大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