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并非仅因1839年春天爆发出来的鸦片危机而起，这是学术界久已达成的共识。关于1840年之前中西关系演变与鸦片战争之关系，中外学界已有相当丰富的研究成果。本文要研究的是，在英国政府借鸦片危机发动对华战争之前，这一危机的主角——以英国商人为主的来华西人群体，如何在广州这个最为繁荣的口岸，在通过各种手段快速积聚财富的同时，酝酿发动对华战争的舆论。这一群体中，只有少数人具有官方背景。但由于他们经营的对华贸易——包括鸦片贸易在内，在当时可列入世界上规模最大、利润最为丰厚的事业，涉及在欧美及其东方殖民地的大量利益集团，也为英国等国带来庞大的财政收入，故其言论和观点对于英国政府的对华政策，无疑具有相当重要的影响力。他们关于对华关系的舆论，理应在相关研究中得到重视，但迄今并无专门研究。① 以下以英美商人在华发行的报刊为中心，考察1830年代来华西人对华战争舆论形成之过程。 一、广州体制与武力威慑论的提出 自18世纪中叶开始，清廷关闭福建、浙江、江苏等地的对外通商口岸，广州成为葡人所占澳门之外唯一的对外通商海港。在此地形成的一套对外贸易管理体制，一般被称为广州体制，包括将贸易限于广州一口、行商垄断贸易、中外交往由行商居中转达，等等。随着中西贸易规模的扩大，这一体制渐为西人所诟病。在英国东印度公司主宰中西贸易的时代，西人对广州体制的不满即已达相当严重的程度，以致英国政府先后派遣马戛尔尼和阿美士德使华，企图说服清政府放弃或改变广州贸易体制。这都是人们熟知的史实。 在1816年阿美士德的使命失败后，东印度公司董事部的策略，是在维持其贸易利益的前提下服从广州体制。然而，管理该公司在广州业务的广州特选委员会，在与广东当局交往的过程中，态度却日趋强硬。从1823年到1829年，广州先后有6家行商破产。在西人看来，行商数量的减少，使他们在交易中能够更容易地进行相互协调，从而使东印度公司、英国散商和其他各国商人在生意上面临不利局面；而破产行商的债务问题将在其他行商中引起连锁反应，势必使其他基础已经不稳的行商也面临倒闭的危险，从而使广州贸易陷入对其更为不利的境况。1829—1830年，因行商破产问题，特选委员会和英国散商一起向广东当局发难，与广东当局发生长时间的激烈对抗。当此问题以双方的妥协大致解决后，又因广东当局对外人的政策问题而产生新的冲突，到1831年夏才渐渐归于平息。② 中英冲突背景下武力威慑论的出现 在与广东当局两年多的对峙中，特选委员会一方面前所未有地用退出广州贸易这样的激烈手段要挟广东官方，伺时请求英国政府对局势进行武力干预。1830年1月，特选委员会的盼师（William Baynes）等人致函英国驻孟加拉大总督本廷克（William Bentick），请求派海军支援。他们认为要“将中国人那种逐渐蚕食的特性限制在合适的范围内”，需要“几艘英国战船驻扎在中国（水域）”。③ 在以往中英关系出现危机之际，英国皇家战船的确多次出现在中国水域，但那只是临时性的武力显示。盼师等人要求的是英国海军力量在中国水域的长期存在。他们希望通过军事威慑迫使广东当局改变对外政策，这是前所未有的。 但用武力改变中英关系格局，在当时尚未成为英国政府对华政策的组成部分。故本廷克在次年的回信中拒绝了盼师等人的要求，认为如果他插手中国事务，将不仅使自己“卷入与印度政府的权力完全无关的干涉行动，并且很清楚还会承担由此必然产生的义务”，这是他所不愿意的。本廷克还质问，特选委员会究竟为什么要放弃“迄今为止成功执行的不动用炮舰，排除一切冲突或冒犯的可能的谨慎政策”，并认为仅靠印度政府的抗议信和“国王陛下的海军力量”是难以取得成功的。④ 但是，广州英人并未放弃运用武力改变中英关系的设想。特选委员会后来还多次与英印殖民当局交涉，要求后者派遣海军舰队来华。他们的行为受到了东印度公司董事部的申斥，董事部告诫说：“维护国家尊严的权力在国王陛下政府的手里，只有国王的大臣们才有责任决定采取极端措施去证明国家荣誉是否受到侮辱。”⑤ 与此同时，英国散商也开始制造对华强硬的舆论。这一群体在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的末期开始兴起，成长迅速，在贸易上渐有凌驾于东印度公司之上的势头。他们深感其事业受广州体制束缚过重，对该体制厌恶与憎恨之情更甚于特选委员会。曾任职于英商查顿—马地臣行（Jardine,Matheson & co.）的美国人威廉·伍德（William Wood）所发行的《中国信使报》（Chinese Courier and Canton Gazette）曾发表文章抨击说：“‘中国贸易’是一种垄断的贸易；——广州，是一个帝国对外垄断贸易的港口；——行商是地方的垄断者；通过这种制度，整个外国贸易之流被迫通过一个渠道进入这个广阔的帝国。”“这是一个对所有外国人的商业利益具有极大破坏性的垄断体制，比东印度公司对于不列颠民族的破坏性还要大”。他认为只有废除这一制度，才能实现西人向往的“自由贸易”。⑥ 以反对鸦片贸易著称的美国商人查尔斯·经（Charles King）也在美国传教士发行的《中国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上发表文章，抨击广州的“排外”政策给外国人造成“痛苦”。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