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藏传佛教格鲁派的两大转世活佛，1904年前的数百年间历世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互为师徒，相互礼让，关系密切，有九位达赖拜五位班禅为师，有四位班禅拜四位达赖为师。① 此后，受种种因素影响，两大系统之间的关系发生变化，矛盾冲突时有发生，甚至相互对立，对当时和以后的西藏局势乃至西南边疆的形势、中央政府的治藏政策都产生了很大影响。对于达赖、班禅的关系，20世纪20年代以来中外人士都有所记载，学术界也有一定成果，但较少关注清末双方关系与治藏政策、驻藏大臣的相互作用。② 本文拟依据档案、文献，以驻藏大臣的作用为中心，探讨清末达赖、班禅关系发展的状况，试析中央政府针对双方关系制定的治藏政策、措施及其得失，恳请方家指正。 一 入清以后，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都由中央政府册封，两大系统之间总体上相处融洽，相安无事。而且清朝中央政府在西藏逐步确立了以达赖系统为主导的西藏政教合一制度，1793年颁布《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规定达赖和班禅同为“黄教教主”，“互为师弟”，转世时通过金瓶掣签制度确认。③ 这对于维护西南边疆的稳定产生了积极影响。从18世纪起，随着帝国主义对中国西藏侵略的不断加深，特别是鸦片战争后英、俄两国对西藏的争夺日益加剧，再加上清政府的对外妥协，西藏僧俗上层内部对英、俄两国的态度出现差异，与清朝中央政府、驻藏官员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与此同时，达赖、班禅两大活佛系统之间的关系也发生微妙变化，逐步出现了裂痕，驻藏大臣已经介入其中。 班禅、达赖两大系统的矛盾至少产生在八世班禅时期（1855—1882）。学术界已经注意到，1875年八世班禅受戒，此后因他热心修习萨迦派教义引起西藏各界的争论，1882年十三世达赖受戒，噶厦（即西藏地方政府）未按旧例邀请八世班禅参加。④ 同年，八世班禅圆寂。对于相关事件，英印政府所派间谍达斯（Sarat Chandra Das）记载，当时西藏有人就把八世班禅的圆寂“归罪于他的人民对他不忠，他因此郁闷不乐而死；另有人说他的去世由于达赖喇嘛对他不礼貌，灌顶时没有邀请他参加”；到1887年，因为接待了英印政府所派的间谍达斯，班禅系统的第四世生钦活佛被噶厦处死。⑤ 这些在当时导致了达赖、班禅两大系统之间的矛盾。有学者认为生钦被处死一事是“达赖、班禅这两大黄教系统之间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公开的裂痕”，也是长时期以来“英印侵略势力蓄意制造西藏内部矛盾的一个结果”。⑥ 在达赖、班禅系统发生这一冲突的过程中，当时担任驻藏大臣的松淮、文硕等人发挥了什么作用呢？八世班禅“惑习红教”事件发生时，松淮为驻藏大臣，桂丰为帮办大臣，他们对此颇为关注。1876年12月，松淮奏称：“西藏向遵黄教，奉经念佛，惟后藏之西萨迦呼图克图本系红教，并皆养妻生子，迥异黄教”，不料班禅“被人愚惑，兼习红教，遂致两藏物议沸腾，众心不服”。他感到“体制攸关，诚恐滋事”，他巡视到后藏时多次会见班禅，进行劝说，提醒他：清朝皇帝“特派大臣保卫阖藏，振兴黄教”，应该“上体大皇帝二百余年护持之恩，下慰前后藏数万众生皈依之念，正己教人，表率一方”，怎么能“妄习别教而舍正经，以致人心惶惶，浮言四起”呢？以后应当仍然“确遵黄戒，虔心唪经”，不得“任性妄为，旁习外道，以期仰副圣主保卫全藏、护持黄教之深恩”，如果“执迷不悟，妄知痛改，立即严参，从重惩办”。经过松淮的劝告，班禅“闻听之下，俯首无言”，并按照要求“具结存案”。松溎还表示，他会“随时密察，笞其痛改前习，则阖藏人心自定”，就不再追究，如果“阳奉阴违，始终不悛，自当再行据实严参，请旨办理，并将随侍之札萨克喇嘛一并惩办”。对此，清廷也非常关心，并肯定了松溎的做法。光绪帝在1877年1月谕令，驻藏办事大臣松溎奏“班禅额尔德尼惑习红教，现令具结改悔”，“著随时察看，妥慎办理”。⑦ 很显然，1876年前后，松溎和清廷希望班禅改变“妄习别教而舍正经”的做法，目的是维护黄教内部和西藏僧俗上层的团结，以免激起班禅与西藏僧俗上层的矛盾，避免“人心惶惶，浮言四起”的情况发生，从而稳定西南边疆。至于生钦活佛被处死一事，由于英国侵略西藏，清廷有意妥协，西藏僧俗民众又要求抵抗，驻藏大臣文硕忙于在清廷、西藏地方之间协调立场，似乎无暇顾及，目前笔者所见的文硕奏牍中并未提及此事，《清实录》中未予记载。 1888年，英国发动第一次侵略西藏的战争，达赖、班禅两大系统团结抗英，双方矛盾暂时缓和，此后由于英、俄两国的挑拨和清政府的无能，达赖、班禅两大系统在如何处置与英、俄两国的关系，如何对待清政府的治藏方略以及维护西藏地方利益方面出现分歧。1896年，四川总督鹿传霖在一份密折中奏称，英国侵略西藏时“俄人乘间藉游历为名，取道后藏而来，甘言厚币，以诱藏番”，因“语言文字不能相通，特予密函三件，约令遇有急难，将函驰送俄境，即可电达，助兵援应”，达赖方面“欣然信从，结好而去，秘之未敢宣露”。可是，“后藏班禅素与达赖不睦，而附于英”，泄露了这件事，升泰驻藏期间“闻知查究，追出原函存案，惜未及时销毁”，待到升泰离任，达赖方面乘机“贿通司文案者，仍将三函盗去”。鹿传霖还说，此后没再听说达赖方面与沙俄往来的情况，主要因为俄国与西藏远隔万里，“夏秋水潦不能通行，且必道经后藏，若有勾结，则班禅必为泄之，英亦防之甚严”。这些都使达赖方面“遽难通俄”，否则“以达赖之藐抗顽梗，如其能通，不待我驱之，早已外向矣”。⑧ 此事因沙俄原函被盗走已查无实据，但至少表明：在英、俄两国加紧争夺中国西藏，都企图在西藏培植自己的代理人的情况下，西藏地方开始出现了某些上层人士或“附于英”、或“结好”沙俄的传言。这一说法出四川总督之口，四川又是西藏治理的后方基地，表明清朝一些地方官员已对班禅、达赖之间的矛盾有所了解，对他们都有猜忌，并对英、俄在西藏寻找代理人的行动非常警惕。到1902年，双方矛盾逐渐公开化，有汉文文献记载，这年春九世班禅到拉萨“往朝达赖，由布达拉宫前击鼓而过”，十三世达赖颇为不快，认为“班禅过师门而击鼓，妄自尊大”，罚银一千五百两，“自此左右互相谗构，嫌隙日深”。⑨ 此事反映了在错综复杂的形势下，两大系统矛盾明显加深，“击鼓事件”仅仅是一个导火索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