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 2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587(2009)01-0119-06 所谓“个性”，在心理学上亦称“人格”（与日常指称“个人道德品质”的“人格”义项不尽相同），是指一个人的整体精神面貌，即具有一定倾向的心理特征的总和。其结构是多层次、多侧面的，包括性格、气质、能力，以及活动倾向方面的特征，如动机、兴趣、理想、信念等。个性与人的先天遗传因素密切关联，而后天环境因素的影响更为重要。人具备了相对稳定的个性倾向，对其在社会生活当中的表现自然会产生影响；而特定社会生活环境的制约性，也会反过来作用于其个性因素，形成一种“互动”的机制。本文主旨即在探析晚清名臣胡林翼①的个性特征与他军政作为的关联问题。当然，胡林翼的主要军政作为体现在他镇压太平天国及相关情事上，本文基于借鉴特定概念和理论进行心理分析的主旨，语境上需要适当淡化政治评判色彩。 一本关于首脑政治学的著述中指出：心理学关于个性或人格的研究同样适用于首脑人物。从心理学的观点来看，人的个性是千差万别的，首脑政治学在研究首脑个性差异时，并不是对首脑各个方面的个性差异予以同样的注意和重视，而是着重于研究那些对国家政治生活有较大影响的个性差异。按照对首脑个性和政治关系的统计分析，可以把首脑的个性因素划分为两类：一是“低因素”，即一般来说，这种因素上的个性差异对国家政治生活没有显著的、重大的影响，它包括“兴趣”、“习惯”、“气质”；二是“高因素”，即一般来说，这种因素上的个性差异对国家政治生活有较大的、明显的影响，它包括“思想品质”、“智能”和“性格”[1](P212)。这对于本文的研究具有启发意义。胡林翼虽然不是一个国家的首脑，但作为清朝一个省区（湖北）的军政长官和湘系集团的党魁之一，也具有一般社会成员不能比拟的对社会政治生活的干预和影响力，可算得上区域性和政派性的“首脑”人物，是一定范围内的“领袖”。 对于胡林翼这样一个历史人物，当然不可能通过现实测试之类的方法进行研究，只能依据史料中介，从中寻绎相关信息，主要进行一种“定性”的探析。 一 所谓“高因素”方面自然是应该首先关注的。 同是在上面提及的那本首脑政治学著述中，对所谓“高因素”中的品质和性格，总称为“品格”，并归纳出“果断顽强型”、“奸诈诡谲型”、“多疑残忍型”、“懦弱昏庸型”、“神秘怪癖型”、“平庸平凡型”等几种典型的首脑品格类型[1](P214)。从胡林翼的情况看，应该说典型地是属于具有坚强意志的所谓“果断顽强型”。而坚强意志“有四个要素组成，这就是自觉性、果断性、自制力和顽强性”[1](P215)。我们不妨从这几个方面衡量一下胡林翼其人。 胡林翼的“自觉性”最突出地表现在对自我角色的认识和把握上。他非常清楚自己的地位、职责，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正在做什么，以及需要怎样去做，不懵懂，不颟顸。在确定行动目标、制定行动方案时，对别人的意见既不盲目地听信，也不刚愎地抗拒，而是在审时度势的基础上经过深思熟虑作出决策，为实现既定的目标付诸可行性努力，在行动上也表现出高度的自觉性。胡林翼虽说爱把“阴阳怕懵懂”挂在嘴边，但那并不是他真的提倡懵懂，而是对不必要的谨小慎微、瞻前顾后、犹疑不决的抗拒。他尝对僚属言：“吾辈不必世故太深，天下惟世故深误国事耳”，“当痛除此习，独行其志，阴阳怕懵懂，不必计及一切”[2](P532)。可见，这是说要以“懵懂”来对抗“误国事”的“世故”。指挥员在军事上的犹疑尤为大忌，一念之差，即有可能丧失良机，贻误大局。对此，胡林翼不但自己特别注意防止，而且经常警诫他人。当曾国藩之弟曾国荃率军东下拟进围太平天国都城天京，有人对其可行性表示怀疑的时候，认定此举当行的胡林翼，生怕曾国荃受到异议的干扰，特用一个“阴阳怕懵懂”的故事“勖之”，有人这样记述此事： 曾忠襄率军东下，知兵之士多虑后路之孤。文忠（按：指胡林翼）勖之曰：“往矣！昔有兄弟二人，史不谈阴阳，弟多迷信。频年兄弟均未逢凶宿。弟拘禁时，颇以为苦，思效其兄，以自疏放。不择日径出，果遇黑煞神于途，责其不循故辙。弟曰：‘吾从吾兄，奈何独当其咎？’神曰：‘汝兄懵懂，阴阳怕懵懂，不得不避之。汝畏服我者也，胡可违命。’天下人，惟懵懂足以举事。往矣，行见大功之成。”及忠襄克金陵，就鄂抚任，与官文恭（按：指官文）交恶。李文忠（按：指李鸿章）辄举前言以为笑乐，曰：‘是太懵懂矣。’”[3](P9～10) 后来的事实证明，当时曾国荃所部湘军东下是正确的战略。胡林翼对此自然心知肚明，以“阴阳怕懵懂”的故事来警诫曾国荃，诙谐的调侃中不掩正经的自觉。而后来曾国荃任湖北巡抚后与湖广总督官文交恶（其时胡林翼已死），甚至贸然劾之，连乃兄曾国藩都不免为此捏一把冷汗。所以李鸿章说他“是太懵懂矣”。也就是说，曾国荃交恶官文是不识时务的真懵懂。这与以前胡林翼在湖北巡抚任上交欢官文的情事，形成了多么鲜明的对比！平时把“阴阳怕懵懂”挂在嘴边的胡林翼，在处理与官文的关系中，决不盲目行事，而是听取朋僚的建策，大施权术手段，竭尽笼络利用之能事，哪有一丝一毫的懵懂气。上引文字（楷体段落）的作者对胡林翼交欢官文、使得“督抚若为一体”之事，就表示出非常敬服和理解，说此乃胡氏“经权互用之宜，非腐儒所能揣测也”[3](P9)。由此也可体察，所谓“经权互用之宜”绝对离不开自觉的境界，其本身也就是“自觉性”的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