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夏曾佑(1863-1924)《中国古代史》，本为清末中学堂教科书，原名《最新中学教科书中国历史》，共三册，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该书撰写于光绪三十年(1904)至三十二年(1906)年间，距今刚好一百年。[2]95到1933年，该书易为今名，列入商务印书馆的“大学丛书”之中，成为大学用的历史参考书。[3]14到2000年，该书由河北教育出版社重新发行，列入“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丛书之中，与另外三十二种史学名著并列。[4]据〈编校凡例〉，这丛书是“编选20世纪出版的、对当时史学发展或对其后史学发展产生过重大作用和重大影响，即在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上占有重要地位者。”[5]1《中国古代史》在百年之间，从中学教科书，到大学用书，到二十世纪史学名著，地位不住“升级”。惟作者卒于1924年，该书从未修订，至今面貌，与百年前无异，其受重视如斯，已反映该书在中国近现代史学，有崇高的地位。 《中国古代史》的史学成就，及其在中国近现代史学的影响，论者已作出颇详尽的研究，论述较全面的，论文方面有上世纪四十年代周予同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6]513-573近三十年来，较具代表性的有袁英光的〈夏曾佑与《中国古代史》研究〉、[7]83-96陈其泰的《夏曾佑对通史撰着的贡献》、[8]37-46和李洪岩的《夏曾佑及其史学思想》等，[9]110-123专书则有陈业东的《夏曾佑研究》。[10]但夏史在清末民初是畅销的中学教科书，[11]33张元济在1918年2月1日的日记中，曾经纪录了夏史的销售情况，该书三册，销数从七万九千到十二万二千不等，[12]468这个销量反映了该书有广大的读者群，应对当时的年青学子有着一定的影响，这一点一直未受到论者的重视与研究。 1935年9月23日，陈寅恪在清华大学讲“晋至隋唐史”第一课，说： 在这里，分列几种书，第一类是必读书，从中可得到最低限度的常识。 今日坊间教科书，以夏曾佑《中学历史教科书》(谨案：当时商务印书馆将此书改名为《中国古代史》，列入《大学丛书》中-原文案语)为最好。作者以公羊今文家的眼光评论历史，有独特见解。其书出版已三十年，不必再加批评。(谨案：先生意谓此书已过时——原文案语。)[13]94 在陈氏眼中，夏史以今文观点评论历史，见解独特，是能够给予学生最低限度历史常识的必读书。可见《中国古代史》对初习国史的年青学子而言，是很有价值的基本参考书，其独特观点，能对初习史者起到启蒙作用。考一些现代著名史家、学者，他们在青少年的时候，即受到夏曾佑《中国古代史》，及其历史观点的启发和影响，这对他们日后研究中国历史，开创新的学术领域，获取巨大的史学成就，都很有帮助。他们包括本文将讨论的钱玄同、顾颉刚和钱穆几位名家，他们都在青少年时，在国史、国学的学习道路上，受到《中国古代史》的启蒙。 二、钱玄同谈夏史 钱玄同由1913年开始任职北京师范学校，兼北京大学教席，[14]26-27他在宣统二年(1910)撰写自己的年谱，[15]310-321忆述光绪二十九年(1903)读历史书的经验，说： 十月，……其时初见曾氏《历史》，见其多民族主义之谈，甚爱之，以为史籍教科书之佳本矣，盖俭腹之人未厌梁肉，乃以糠秕为佳矣。在今日平心而论，历史教科书佳者首推夏氏，次则刘氏，若曾氏者专务用新名词，并造图像，不率故常，实极可笑。特首揭黄帝之像，并有民族主义之语，较之今日鉴定各种课本，实有霄壤之别矣。[15]319 光绪二十九年(1903)，钱玄同十六岁，他初读“曾氏《历史》”，这是指该年出版，由曾鲲化以“横阳翼天氏”之名编写的《中国历史》，[16]76-79，95认为这是历史教科书的“佳本”，因书中充满“民族主义之谈”，[17]59-597这时正是钱玄同排满革命思想的孕育时期，[18]2-3因此钱玄同“甚爱之”。到宣统二年(1910)，钱氏对曾有着不同的评价，认为这部教科书及不上“夏氏”、“刘氏”之作。夏氏之作，当指夏曾佑《中国古代史》，钱玄同是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就读上海南洋中学时读夏曾佑史著；[19]8刘氏之作，即指刘师培于光绪三十一(1905)至三十二(1906)年间出版的《中国历史教科书》。[20]84，94曾鲲化、夏曾佑和刘师培三部在清末同期出版的新式历史教科书，钱玄同认为“佳者首推夏氏”。这年阳历五月，钱玄同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学成归国，他从章炳麟游亦已数年，曾在《教育今语杂志》发表文章，他对史书的评断，当非十六岁时少年之见可比，他以夏史为佳，应该是成熟之见，因为两年后(1913年)，他即受聘为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该校1918年易名国立北京师范大学，及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及附中教员，并于北京大学兼课。[21]79-92 钱玄同在年谱中没有解释以夏史为佳作的原因，犹幸1937年，钱氏在〈《刘申叔先生遗书》序〉有所补述： 故余自成童至今，最嗜小学及经学。然彼时对于学术思想之变迁，实茫无所知也。壬寅(光绪二十八年[1902])，读梁君任公之《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甲辰(光绪三十年[1904])，读章公(炳麟——引者)之《訄书》及刘君(刘师培——引者)《攘书》，乙巳(光绪三十一年[1905])读刘君之《学术发微》、《周末学术史序》……又读夏君穗卿之《中国古代史》(此书自为后来他人所改，原名《中国历史教科书》)，于是始知国学梗概。[22]36-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