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14X(2009)01-0094-16 很长时间以来，戊戌变法的研究，依据着三大史料：其一、康有为的《戊戌奏稿》；其二、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其三、康有为的《我史》，即《康南海自编年谱》。现有的主流看法与结论，很大程度上还是从这三种史料中得出来的，尽管许多研究先进对此有了已经不新的研究成果。 首先发现其中差误的，是台北的黄彰健，他依据1958年北京出版的《戊戌变法档案史料》，发现了康有为在《戊戌奏稿》中作伪。黄彰健当时不能来北京看档案，他的贡献很大意义上是提出了假设；而1981年内府抄本《杰士上书汇录》的发现，为他提供了近乎完美的证明①。此时北京的孔祥吉，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研读中，多有贡献，大体完成了对康有为奏折查寻与核对。可以说，康有为在戊戌时期的真奏稿，现在已经有了可靠的本子。 其次是对梁启超《戊戌政变记》的研究，先后有刘凤翰、狭间直树、戚学民等多位研究先进投入工作，也出产了一批有价值的论文。其中最重要的是，对梁著的版本进行了核对，寻思其写作及改动的原因。通过他们的工作，今天的人们对于梁所称“将真迹放大”一语，有了“不放大”的体会：《戊戌政变记》虽不能作为研究戊戌变法的可靠史料，但可测量出梁说与史实之间的差距，由此而证明梁的内心世界及其变化。该书已成了研究梁启超思想的可靠史料。 然而，对于康有为的《我史》，却一直没有进行认真的整理。一方面研究者知道康在其中作伪；另一方面若对此一一进行史实查证，须得下笨功夫，工作量也相当大。比较聪明的办法，是绕开《我史》；等到实在绕不开时，选择《我史》中的个别章句，与已发现的档案、文献进行核对，说一些不那么饱满的话。我进入戊戌变法史的研究后，看见有人是这么做的，于是我也这么做了。 避开与绕行，总不是长久之计，我也想来一个干脆，索性花一点时间来进行整理。然当我真正下水时，才逐步发现水的实际深度，摸到底须先换一口气。于是，在工作中，我不再那么自信，而产生了种种怀疑：其一、这一种史实查证的工作是不可能是周全的，做得再好，也只是提供部分的相关史料，许多地方很有可能就是查无实证；其二、这类工作本应是全面的，但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查验完全部史料，由此随时会被新史料和新证明所推翻；其三、现在的研究时尚似不太在乎此类史实重建工作，在我此前的诸多研究先进的著作，都没有人去认真研读，关于戊戌变法流行的言论与结论仍然沿袭着康、梁的旧说，被康、梁牵着鼻子走。在此等风气之下，我再写出这一本繁琐考证的著作，何用之有？更何况其中的许多史实，我也不能予以肯定的证明。 我的这一项工作，也就是在这种越来越浓重的自我怀疑的精神状态下，一步步地渐行着。 手稿本、抄本与写作时间 康有为所撰《我史》，叙述了他从出生（咸丰八年，1858）到戊戌政变后逃亡日本（光绪二十四年，1898）四十年的个人历史。按当时人的记岁方式，为虚龄四十一岁。 《我史》的手稿本，由罗静宜、罗晓虹捐赠，1961年由文化部文物局转藏于中国革命博物馆，该馆现并入中国国家博物馆。2006年10月，我有幸读之②。原来长期被我视为谜团的写作时间，一下子得以解开。 从手稿本所录11篇跋文中可以看出，康有为《我史》写于日本。而在手稿本末尾，也有康有为亲笔写的这段话： 诸子欲闻吾行事，请吾书此。此四十年乎，当地球文明之运，中外相通之时，诸教并出，新理大发之日，吾以一身备中原师友之传，当中国政变之事，为四千年未有之会；而穷理创义，立事变法，吾皆遭逢其会而自为之。学道救人，足为一世；生本无涯，道终未济。今已死耶，则已阅遍人天，亦自无碍，即作如是观也。后此玩心神明，更驰新义，即作断想，又为一生观也。九月十二日至日本，居东京已三月。岁暮书于牛込区早稻田四十二番之明夷阁。 康于此中明确说明，该书的写作时间是光绪二十四年的“岁暮”；地点是东京的“早稻田”；而此时康已来日本三个多月，由于清政府的要求，日本政府正打算礼送其出境，前往美洲。康为此受到巨大压力，只能表示同意（后将详述）。 康称其写作此书的动机是“诸子欲闻吾行事，请吾书此”，即离开日本之际康的追随者要求留下他个人的记录，于是便写下了这本书。这一说法不那么确切。随康赴日的弟子叶湘南在手稿本末作跋语，称言： 余年六十三得读先师手写年谱，如升其堂，如闻其语，悲喜交集……戊戌政变蒙难由香港东渡，同舟十日。弟子随行者，惟予一人，饮食起居，论学不辍，心境泰然。到日后，先师颜所居曰“明夷阁”。此谱写定，予闻而未之见也。及游历欧美，不复能追随矣…… 叶湘南，字觉迈，号仲远，广东东莞人，举人，万木草堂学生。光绪二十三年曾随梁启超至湖南，为时务学堂分教习③。叶称此书“予闻而未之见”，与康说有着很大的差别。 《我史》的写作共用了多少天？康并没有说明，但《我史》近四万余字④，不是一挥而可就的。《我史》手稿本共计88页，其中78页是康有为的笔迹，另有10页为康有为口授，由其弟子韩文举笔录，约3600字。在该笔录最后一页的页末，有注文： 戊戌政变，先师出亡日本，先后奔随者不乏其人，文举亦与焉。某日某夜，先师口授政变情事，命笔述之。是时夜深矣。感怀旧事，迄今已三十余载矣。孝高适自上海来，携此册，促予书后。年已七十矣。计当时笔述凡十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