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近代中國稱作“過渡時代”，曾是梁啓超十分愛説的話，他特别強調那是一個希望與危險並存的時段。①清末民初之際，至少到新文化運動之前，影響最大的中國人或非梁啓超莫屬。他的很多見解，不論“正確”與否，現在都還有着生命力。②中國的近代真是一個“過渡時代”，其過渡狀態恐怕到現在都仍在延續之中；而且是全方位的“過渡”，從政治到社會，生活到心態，思想到學術，無不見證着並反映出某種半新半舊、亦新亦舊的狀態，多元多歧，而又互滲互動。用梁啓超的話説，“過渡相”的特點，就是“互起互伏，波波相續”。③後現代學人所樂道的“混成(hybridization)”，在近代中國表現得特别充分。 那的確是個特殊的時代。從時空角度看，在近代中國這一界域之中，產生了很多此前和此外很少見到的現象。④這些特異之處有着不可抗拒的魅力，吸引了衆多中外史家的目光，也使多少史家困惑。不過，迄今爲止，我們對近代中國的考察分析似乎仍着重在與過去特别是外國相近趨同之處，很多往昔和異地少見的面相，尚未得到關注，還等待着研究者更深入的挖掘，並將此絢麗多姿的奇景揭示出來，展現給對歷史充滿興趣的專業和非專業讀者。 例如，在此過渡時代中，近代讀書人，不論是菁英還是身處邊緣者，大體都有一種共同的意態，即始終徘徊於讀書治學和社會責任之間。或可以説，近代讀書人往往是一身而兼有士人和學人兩種身份認同；並產生一種連帶的思路，常常把今日意義的學術和思想視爲一體。在這些現象背後，隱伏着近代一個重大變化，即在一些趨新士人的有意努力之下，傳統經典從人們的生活中淡出，從而引發一系列的問題。作爲一個整體的“學術思想”的出現，部分即是在填補這一空白。與此同時，讀書人的社會角色和社會形象，都面臨着重新界定和重新認識的需要；而讀書人的行爲，也在發生相應的轉變。 有一點我要略作説明，⑤本文所説的“讀書人”，略同於今日一般史學論著中所説的“知識分子”。我之所以不用“知識分子”，一是因爲這在近代中國是一個後出的外來詞，在本文討論的時段裏，至少前一段時間，這個詞彙本身尚未出現，那些被稱爲“知識分子”的人自己並無這樣的身份認同，有些可能也不一定接受這個認同。二是中文世界裏過去和現在都有不少人是從字面意義理解和使用外來詞的，我感覺把intellectuals（或其他西文裏相應的詞）譯作“知識分子”可能有些誤導，至少在用於指稱中國讀書人方面。原因是： 在中國傳統之中，“讀書”是一種具有特定涵義的行爲方式，而不僅是一種直觀意義的閲讀書籍或與技術性、技能性學習相關的行爲；它更可能是強調一種不那麽功利、目的性不那麽具體的超技能的持續學習（所以爲官者需要聘請專業化的師爺），一種追求和探尋無用之用的努力，以提高人的自主能力，至少改變經濟對人的支配性影響（參見孟子所説的“恒產”與“恒心”的關係）。這個問題較大，我會另文專論。但有一點很明確，以前讀書人所“讀”之“書”，與後來日益專業化的“知識”實較少關聯；换言之，“知識”不是他們學習的主要目標。在近代這一過渡時代，這樣的狀態雖有斷裂，仍在延續。因此，用“知識”來界定這一羣體，會產生某種程度的誤導，或者還是“讀書人”更能傳達其原初的涵義。 一 過渡時代的士人學人與學術思想 所謂讀書人的社會責任，也包含從政議政，這在以前與讀書治學本無衝突。傳統士人不論是否用世，都像躬耕隴畝的諸葛亮一樣，隨時爲“澄清天下”作着準備。在中國傳統觀念裏，政與教息息相關，用張之洞的話説，國家之興衰，“其表在政，其裏在學”。⑥學者最好不做官也不論政的取向，是近代的新事物，到民初雖開始得到提倡，但上述傳統觀念仍影響着衆多讀書人（包括其中的趨新者）。身處過渡時代的讀書人，確常徘徊於士人與學人兩種身份認同之間，有時欲分，有時又感覺難以切割爲二。⑦ 以前的士人是進退於江湖和廟堂之間，雖然也有所謂鄉曲陋儒，但若以理想型(ideal type)的方式表述，則士人進退之際，基本保持着“天下士”的胸懷。與之相比，徘徊於士人與學人之間，已是一個很大的區别。不過，“士”的傳統之現代影響，仍處處可見。很多讀書人的確希望作一個疏離於政治和社會的專業學人，但近代又是名副其實的“多事之秋”，國家一旦有事，他們大多還是感覺到有“不得不出”的責任：少數人直接投身於實際政治或反向的政治革命，多數人則不時參與議論“天下事”。馬克思曾説，“陳舊的東西總是力圖在新生的形式中得到恢復和鞏固”，⑧此即最能體現。與前不同的是，那些參政或“議政”的讀書人總顯得不那麽理直氣壯，仿佛離了本行，往往不免帶點欲語還休的意態。 “學人”與“士人”，大體可以説是“學術”和“思想”的載體。我們今日意義的“學術”與“思想”，恐怕都是近代纔“興起”的概念，甚或是充滿外來意味的概念。而其在興起之初，確曾關聯密切，難以區隔。實際上，若徘徊於士人與學人這樣的身份認同之間，也很容易產生一種連帶的思路，即在思考和表述中把“學術思想”作爲一個整體，而不是“學術”和“思想”兩者相加而成的一個混合詞。 把“思想”和“學術”混爲一談，大致也以梁啓超爲始作俑者。梁氏在清季所寫的那篇《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當時即廣爲傳播，後來更有持續的影響。正如胡適指出的，梁是那一時代最有影響力的思想家，他的文章，“明白曉暢之中，帶着濃摯的熱情，使讀的人不能不跟着他走，不能不跟着他想”。曾經“受了梁先生無窮恩惠”的胡適後來回憶，梁啓超的《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給我開闢了一個新世界，使我知道‘四書’、‘五經’之外中國還有學術思想”。⑨ 那是一篇寫了一兩年也没完成的長文，寫成部分約有八九萬字。梁啓超在其中雖有幾次將“學術”與“思想”分開來討論，如“但求吾學術之進步、思想之統一”；“由思想發爲學術”一類，但大多數時候，文中的“學術思想”就是一個不分的整體。⑩胡適回憶中的用語，大體也在表述相類的意義，最能體現“學術思想”一語在當年既模糊又涵蓋寬廣的特徵。(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