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326(2008)12-0105-10 康有为在近代中国是一位有很大影响的开创性历史人物，也是中国近代史上名气最大而争议最多的人物。正因为他敢为天下先，所以开创了近代维新变法的惊人事业；正因为对他的评价常随时局嬗变、思潮起伏而大异，所以在历史上最有学术的争鸣价值。回顾康有为登上历史舞台100多年来，对他的研究大体可分为五个时期：一、康有为研究的起步：戊戌变法时期(1895-1898年)；二、康有为研究的薄弱环节：流亡海外时期(1898-1913年)；三、康有为研究的一片荒原：民国初年时期(1913-1927年)；四、改良主义理论误区：立足于批时期(1927-1976年)；五、一个先进的中国人：还历史本来面目时期(1976年-)。本文回顾康有为这五个历史时期的研究简况，展望康有为研究的前景，包括时人的评论和后世的评价两个层面，同时扼要表明笔者的立场和观点。 一、康有为研究的起步：戊戌变法时期(1895-1898年) 康有为是一个从中国传统文化营垒中走出来的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是一位“经世致用”论者；康有为又是一个近代向西方学习的先进中国人，在学术上是一位“西体中用”论者。最早研究康有为的生平与思想并为其作传的是梁启超，他在1901年《清议报》第100期上发表《南海康先生传》，是研究康有为思想的开山之作。梁启超在《南海康先生传》中，把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卓越人物，区分为思想家型的“先时之人物”和实践家型的“应时之人物”。梁氏认为，“应时之人物”是时势所造之英雄，而“先时之人物”是造时势之英雄。梁启超指出，康有为生平言论行事，自有许多缺点和失误，然而，“若其理想之宏远照千载，其热诚之深厚贯七札，其胆气之雄伟横一世，则并时之人，未见其比也。先生在今日，诚为举国之所嫉视；若夫他日有著《二十世纪新中国史》者，吾知其开卷第一页，必称述先生之精神事业，以为社会原动力之所自始。若是乎，先生果为中国先时之人物哉！”[1](P482)康有为的变革思想与学术创新确实影响了中国历史进程，说他是思想家型的“先时之人物”，已是不争的事实，而说他是“并时之人，未见其比”的英雄，则不免有溢美之嫌了。 由于梁著康传着重研究康有为的学术思想而疏于生平事功叙述，康门弟子陆乃翔、陆敦骙等各就所见所闻，撰成《新镌康南海先生传》。这部康传叙事虽较梁著翔实，但也只写到1904年为止，所以称为上编，下编迄未编印。第一部完整叙述康氏一生的传记，是康氏另一弟子张伯桢(篁溪)所撰《南海康先生传》。但是，此书叙述康氏生平详政变之前而略政变以后，详前略后有违传记体例，而且不少重要经历或未述及或语焉不详；评价康氏学术思想又显得支离破碎、漫无系统，远不及梁著康传言简意赅，纲举目张。此外，胡适、金梁、蔡冠洛、费行简、夏敬观、王森然、杨荫深等都作过单篇的康有为传记或词目，内容仅略叙康氏生平著作，虽是一种文化积累，但失之过简，缺乏深度学术研究价值。 不久，梁启超又作《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探讨康有为的学术渊源和特征。他说：“康先生之治《公羊》治今文也，其渊源出自井研，不可诬也。然所治同，而所以治之者不同。畴昔治《公羊》者皆言例，南海则言义。惟牵于例，故还珠而买椟；惟究其义，故藏往而知来。以改制言《春秋》，以三世言《春秋》者，自南海始也。改制之义立，则以为《春秋》者，绌君威而申人权，夷贵族而尚平等，去内竞而归统一，革习惯而遵法制。此南海之言也。”[2](P616)梁氏此论，把康氏学术的今文创意，既与廖平联系起来又区别开来，论述康氏今文革新既出于廖又高于廖，揭示了思想家与经师的云泥之别。近人以为康氏带动了疑古思潮，不是没有根据，但现在又走进了信古时代，神话传说都成了正史。 注重从学术意义上研究康有为思想的除康门弟子外，著名学者还有李泰棻、孟世杰、杨克己、钱基博、钱穆、蒋廷黻、顾颉刚、周予同、侯外庐、赵丰田、宋云彬等人。钱穆指出，在清代学术江河日下之际，“南海康氏起，大声疾呼，学术有不暇正，人才有不暇论，风俗有不暇辨，一切务以变法改制为救亡，而托附之于保王。”[3](P2-3)钱先生意在通过对康有为学术思想的研究，反映一个变革维新的时代。所以，他称言近三百年学术者，必以长素为殿军。而钱基博则以新文学史观，从宏观上对康有为的文化思想影响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说：“论今文学之流别，有开通俗之文言者，曰康有为、梁启超。有创逻辑之古文者，曰严复、章士钊。有创白话之诗文者，曰胡适。五人之中，康有为辈最先行，名亦极高，三十年来国内政治、学术之剧变，罔不以有为为前驱，而文章之革新，亦自有为启其机括焉。”[4](P267)蒋廷黻则从中国近代化的视角，把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划分为四个互相衔接的不断深化的近代化过程，承认康有为领导的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二个救国方案。[5](P78-81)侯外庐则以近代中国思潮发展史为框架，认为康有为、谭嗣同等人代表了甲午战后的中国自由主义思潮，他们迎接着俾斯麦—彼得大帝—明治天皇的世界思潮，企盼中国的日本维新版的出现，第一次把康有为的改革思想放在世界改革潮流中进行考量。[6] 潜心研究今文经学的周予同教授，在论述经今文学复兴思潮时，把有清一代学术分为四期：清初顾炎武等大唱“舍经学无理学”为第一期；乾嘉以后惠栋、戴震等“为经学而治经学”为第二期；嘉庆以后复兴西汉今文学为第三期；光绪末年，康有为作《孔子改制考》，说先秦诸子都是“托古改制”，“六经”皆孔子所作，尧舜皆孔子依托，于是诸子学大兴，其影响直及于现代之古史研究者顾颉刚等人，这可以说自西汉复于周秦，也可以说是超经传之诸子学研究，这是第四期。应该说，在清代学术阵地上最有创新意识的是康有为，周予同指出：“满清一代学术的变迁，梁启超谓一言以蔽之：‘以复古为解放。’那时袭廖(平)的旧说而成为集清代今文学的大成者，是南海康有为。”[7](P306)周予同还提出，衡量今文学者的唯一标准是“有没有系统的著作”，他评论说：“在学术史方面，除他(指康有为)的武断外，实在自有他的立足点。康门弟子梁启超近著《清代学术概论》，自称为今文学派之猛烈的宣传运动者，其实梁对于今文学没有系统的著作，其对于国内思想界的贡献另有所在，实在不能称为今文学者。至于近时纯粹的今文学者，除廖平、康有为外，不能不推北大教授吴兴崔适。崔继康《伪经考》的研究，著《春秋复始》，说《榖梁》也是古文；又著《史记探源》，说《史记》是今文学，其所以杂有古文说，全是刘歆的羼乱，以为他自己主张古文经传的根据。此外，近人如顾颉刚、胡适，其学术思想实也受有今文学的影响，但他们受他方面学术的影响较多，也不能称为今文学者。”[7](P307-3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