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评析

作 者:

作者简介:
王先明,历史学博士,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历史学院教授。(天津 310007)

原文出处:
史学月刊

内容提要:

20多年来,社会史研究已经成为中国近现代史领域中最令人瞩目的方向。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经历了学科复兴、体系建构和稳步发展的三个阶段。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的时代特征主要体现为:区域社会史成果突出,其理论研究也日趋深化;近代乡村史研究方兴未艾,走向深入;新理念下的社会性别史引人关注。对于传统的中国近代史学科而言,社会史研究的学术贡献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即突破教条,重构体系;汲取新知,更新方法;三大转向,完成转型。跨学科的交叉渗透、多学科理论方法的汲取,为社会史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深广的学理基础和诱人的前景。


期刊代号:K3
分类名称:中国近代史
复印期号:2009 年 0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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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092=7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583-0214(2008)12-0005-11

      20世纪80年代开始,社会史内容进入了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20多年来,社会史已经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研究方向,并从一定意义上改塑了以往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基本格局。在新时期中国近代史学的历史进程中,社会史研究的学术成就及其发展趋向,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一 三个发展阶段

      1986年10月,由南开大学、天津人民出版社、《历史研究》编辑部等单位共同发起,在天津召开了第一届中国社会史研讨会。这次会议大致上可以看作学术界有计划地恢复社会史研究活动的开始。会后《历史研究》集中刊发了一组讨论“中国社会史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的论文,并且还发表了《历史研究》评论员文章:《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这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震动和反响。这标志着中国历史学研究理论和方法的新转向。当时,中国近现代史学者是倡导和推动社会史研究的主要力量。由此开始,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日渐兴盛繁荣,成为中国近现代史领域中最令人瞩目和最富于活力的方向。概括起来,20年来的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历程可分为三个阶段:

      1.学科复兴阶段(1986-1990年)

      1986年10月第一届中国社会史学术讨论会召开,宣告了中国社会史学科的诞生。此后,在各方面共同努力下,不间断地举行每两年一届的全国性研讨活动,使得社会史研究稳步扎实地持续发展,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就。8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和历史研究所、南开大学、山西大学、南京大学等院所,先后组织了一批社会史研究课题,或建立了研究室,不少高校开设了社会史课程。社会史学科开始获得学术界的基本认同而得以复兴。

      1986年至1990年,天津人民出版社率先推出社会史丛书4种。1989年起浙江人民出版社与南京大学合作,前后历时7年,组织出版了中国社会史丛书全套20种。据粗略统计,仅1986年至1994年间出版的中国社会史图书就有120多种,同期发表论文700多篇,其中中国近代社会史240篇。

      总体而言,在社会史复兴的第一阶段,其成就主要体现为对于“社会史学科对象及其研究范围”形成了相对的共识。1986年10月“中国社会史研讨会”的主题是围绕着社会史学科的基本问题展开:即“中国社会史的研究对象、范畴”、“社会史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开展社会史研究的意义以及若干属于社会史研究范畴”等。这次会议将社会史定位成专门史或一个流派,在研究方法上提出要借鉴社会学、民俗学、人类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可以看作学术界有计划组织和推动社会史研究活动的开始,对重建和复兴中国社会史研究工作意义重大。其后三次学术会议,虽然主题略有不同,但对社会史研究对象、社会史的学科特征和研究方法的关注仍很强烈。对这一问题的讨论持续到90年代初,它也构成了这一阶段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的主要课题。关于这一问题的基本成果可以概述为几点:

      第一,认为社会史研究历史上人们社会生活的运动体系,亦即以人们的群体生活与生活方式为研究对象,以社会组织、社会结构、人口社会、社会生活方式、物质与精神生活习俗为研究范畴,揭示其在历史上的发展变化及其在历史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第二,认为社会史是一种整体的历史。因为真正能够反映一个过去了的时代全部面貌的应该是通史,而通史总是社会史。史学研究应当注意人们在生产中形成的,与一定生产力发展程度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总和。因而,由此延伸出来的以经济活动为基础的种种人际关系都应成为社会史研究的对象。

      第三,认为社会史的专门研究领域是社会,即不包含政治、经济、文化等在内的所有社会生活。此种观点认为,社会史的内容应当包括三个层次,即社会构成、社会生活、社会功能。近似的观点认为社会史的研究领域包括社会环境、社会构成、社会关系、社会意识、社会问题、社会变迁等方面。

      第四,认为社会史不是一个特定的史学领域,而是一种新的视角,新的路径,亦即一种“自下而上”地研究历史的史学范式。

      第五,认为社会史是以“人”为轴心的历史。它应当注意自觉地造就人,准确地把握人,真实地再现人,合理地批评人,强烈地感染人。还有人指出,社会史以“人”为核心,不是指某个具体的人,而是作为某个阶级、阶层或集团的整体意义的人的历史的演变。

      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学术界至今也还未能达成完全一致的认识,但在学科理论层面上形成了大致认可的范围。通过对社会史定义、研究对象和范畴的阐释,在广泛争论的基础上,学界形成了相对稳定的“专史说”、“通史说”、“范式说”、“视角说”等观点,由此掀起了社会史研究的一次高潮。上述问题的提出和争论,对于推进中国近代社会史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2.体系建构阶段(1991-2000年)

      上世纪90年代以后,社会史研究呈现更加强劲的势头,专题性的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成果层出不穷,成为成果丰硕的学术方向之一。如关于中国近代秘密社会史的研究就有蔡少卿的《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秦宝琦《清前期天地会研究》、周育民、邵雍的《中国帮会史》、李世瑜的《现代华北秘密宗教》、濮文起所著《中国民间秘密宗教》等著作的出版。在近代社会生活和社团研究方面有严昌洪的《中国近代社会风俗史》、桑兵的《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李良玉的《动荡时代的知识分子》等著作;在中国近代社会结构史方面有姜涛的《中国近代人口史》、王先明的《近代绅士:一个封建阶层的历史命运》、马敏的《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贺跃夫的《晚清士绅与近代社会变迁:兼与日本士族比较》等著作。1998年前后,上海文艺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等,也相继出版社会史丛书近20种。似乎可以说,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走向繁荣的阶段已经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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