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257-0246(2008)12-0092-07 陈寅恪等诸先生曾先后指出，近世罗振玉与王国维的学术研究开百代之学风，启后学之法门，为当时国际汉学界的先驱主流，被后人誉为“罗王之学”。然而，后来又因政治与历史的原因，中国学界又多贬罗扬王，难免有失公允。事实上，“罗王之学”不仅密不可分，而且，它既是对传统国学的推陈出新，更是中外学术交流的产物。本文试从罗振玉与日本汉学界的交流互动切入，来揭示中日近现代学术史源流的一个重要侧面。 一、罗振玉早期治学经历与中日学术风潮的互动 罗振玉(1866-1940)年长王国维11岁，他自幼习研国学，尤重金石古物之学。罗氏最初接触日本学术研究，可追溯到1890年，他阅读了日本人所著的《和汉洋年契》、《史略》，并写了跋文。①这是罗氏受近代海外学术熏陶的开始。 甲午战争迫使国人关注日本，罗氏也不例外。他一方面究心时事，同时也思索富国强兵之道。时年三十，他多读江南制造局的外国译著，“以为西人学术未始不可资中学之助”，并拟建西学书院，教算学、舆地、时务、外国语四科，终因经费无着而作罢。 罗氏的求学救国之道，是实业与教育并举。1896年，他与蒋伯斧在上海创办了学农社，意在购国外的农业书籍，进行翻译研究，同时设农报馆，聘人译书和办杂志，并自任主笔。既然以翻译外国农书为出发点，就涉及翻译人才延揽与培养问题。这是罗王与日本学术发生关系的重要契机以及“罗王之学”日后形成的起点。 1898年5月，罗振玉创东文学社于上海，并延请日本学者藤田剑峰(丰八)译农书，同时担任东文学社教务工作。藤田剑峰与罗氏相处融洽，故凡日本学者来游中土，必介绍给罗振玉。其后因学生较多，又增聘日本人田冈岭云任教员，甚至日本驻上海领事馆副领事诸井等人也来担任义务教员。由此可见，清末之际，罗振玉已和日本各界有了较深的交往。 此时，年轻的王国维也成为东文学社的第一批学生，此后他的一生就紧紧地和罗振玉联系在一起。王国维既为日本学者的学生，除学习日文、英文，更是多读外文著作，并受藤田剑峰等人的影响，学习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与方法论。例如，1899年，东文学社影印出版日本人那珂通世的《支那通史》，其序言由王国维代作。 那珂通世是日本新史学的先驱。1886年，他开始撰写《支那通史》，出版后备受好评。中国学者曾经指出，这部著作选用材料，不限于中国古籍，兼用西洋人所录资料，它打破了中国史书的传统体例，采用西方“通史”的体例，开始脱出以帝王为中心的王朝事件的叙述，而试图描绘历史的演进和发展，这在中国史研究上是一次重大革新，对此后的中国史研究有很大影响。②罗王当然也不例外，故将其著引入中国。 1899年，罗振玉初识来华访学的日本学者内藤湖南，同游会稽等地，至四明访天一阁藏书，临歧迟回不忍去。这是罗振玉与日本京都学派主要人物结为学术知交的开始。因罗氏名声在外，此后，日本汉学界人士也多与之有所交往，如河井荃庐、日下部鸣鹤等，都曾与罗氏纵谈金石学。 办教育，业余兼治国学，是罗氏壮年的主要事业。1901年冬，奉两江、湖广总督之命，罗振玉随团赴日本考察教育事务。通过考察，罗氏对日本的教育制度、教育思想、学校与文教机构设置有了比较全面的认识，并意识到将教育事业与学术研究结合起来的重要性，于是开始致力于全面收藏出土文物。他在北京古董店收购各种流散文物，即告古董店商人说，“墟墓间物，皆有资于考古”，并“示以《唐会要》所列明器之目，令毕致之”。这是罗氏超越中国传统金石学研究对象和范围的开始。由此契机，中州、关中等地出土文物踵至，罗氏收藏大富，成为其后来倡导“古器物学”的基础。 罗氏在《与友人论古器物学书》一文中说：“古器之类别至繁……其刻镂之工可考见美术而知其流派，欧美、海东斯学颇炽，而中土但考文字尚未及此，亦当兼采，以存艺术……他若殷虚之古骨、角、蚌、甲、象齿之类，并可考求古生物学，虽与古器物出于人造者略殊，并宜搜求以广学术。”③其中叙述表明，他是在欧美、日本学术文化的影响下才转向全面研究古代文物的领域。 日本学者富田升认为，全面收藏和研究中国文物，日本人要略早于罗振玉，如高桥太华在明治四十年(1907)夏天已亲至中国洛阳收购唐代的陶俑，滨田耕作也在1910年相继发表了《中国古代的泥像》等系列论文。另一方面，富田升又认为，罗振玉大正五年(1916)出版的《古明器图说》是划时代的著作，它反过来又促进了日本学者如原田淑人等人的相关研究。④ 1909年，这是“罗王之学”后来得以引领国际汉学潮流的关键一年。是年，罗氏得法国人伯希和劫掠敦煌文书的部分材料影印件，著为《鸣沙山石室秘录》、《敦煌石室遗书》，由此而执国人研究敦煌学的先鞭。日本学界后来热衷搜求和研究敦煌文书材料，其实也是受罗振玉的影响。 “罗王之学”首先是以甲骨学研究著称于世。罗振玉早在1901年于友人刘铁云处得见王懿荣所遗殷卜骨墨本，并敦促刘氏尽将此甲骨文拓本为《铁云藏龟》，于1903年印行出版。这是罗氏涉猎甲骨文之始，但其后近十年间，他并没有花太多工夫作考究。可见，当时他还未能意识到甲骨学会成为近世汉学中的显学。应当说，是孙诒让和日本学者林泰辅甲骨文研究的拓荒之作促进了罗振玉《殷商贞卜文字考》(1910)一书的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