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佩纶:悲情“清流”

作 者:

作者简介:
王维江,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上海 200235)

原文出处:
史林

内容提要:

北人张佩纶喜交南人为友,这是对传统“南北之争”说的质疑;他同时为政见相左的李鸿藻和李鸿章的密友,这是对道不同不相谋的挑战。人是社会动物,促成人际交往的因素是多样的:乡谊、年谊、世谊、同寅、同门、姻亲;人也是文化动物,同气、同好,更是加深友谊的催化剂;人更是政治动物,利益博弈最终决定人缘疏密。张佩纶试图以大胆搏击而刷新吏治、振作洋务,反而酿成由辉煌到悲凉的仕途悲剧。悲情的张佩纶,再次证明了“清流”人物来路的庞杂、建言动机和政见的分歧。


期刊代号:K3
分类名称:中国近代史
复印期号:2009 年 0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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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2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1873(2008)05-0001-13

      中法战前,风头最健的“清流”人物是张佩纶;而战后境遇最惨的,无疑也是张佩纶。从慈禧倚重的红人,到万人唾弃的逐臣,一夜之间,张佩纶连同“清流”群体身败名裂。传至都下的福建流言,闽籍京官的严词弹劾,“朝贵”①的背后策动,联手将张佩纶构陷为替罪羊;“万口任毁誉”②——张佩纶有冤不辨的态度,则为后人提供了追究历史真相的无限兴味。

      在一个有着以成败论英雄传统的国度里,张佩纶连个失败的英雄也算不上。失败者的历史是可以随意涂抹的小姑娘,假做真时真亦假,结果呢?具有性情、品格和见识的张佩纶,定格为一个小丑。是非颠倒的同时,“清流”现象中诸多应该澄清的问题也模糊了:为什么张佩纶喜欢交结南方籍的朋友?为什么南北籍的枢臣大老也是他的密友?为什么他会在最不快乐的时候,还能成为李鸿章的快婿?主战的“清流”,必然就是反洋务的吗?

      同情理解,护惜古人,说说容易做到难。法医的解剖台上,分解不出来死者鲜活的情感,既然史学从业者不是法医,那就不应该忽略古人的情感世界。官场中绝少特立独行的诗人,张佩纶却是同光时期的大诗人,大诗人的情感世界肯定是丰富的。追寻张佩纶的情感轨迹,复原其场面上下的人际脉络,探究影响这种人际脉络的诸多因素,或许可以发现一个接近于历史真实的张佩纶;发现一个真实的张佩纶,或许可以澄清上述的问题。

      一 “翩联三士壮同光”

      张佩纶祖籍河北丰润,为其父五十一岁所得,③在六男丁中居最末,受宠程度自然超过其他手足。受宠的孩子聪明,特别聪明的人多恃才傲物,恃才傲物确实成了日后张佩纶标志性的脾性。同治九年(1870),进京应顺天乡试的张佩纶赋诗一首,锋芒毕露——“十三通文史,二十谒天子。”④次年会试联捷,少年得志,自我感觉更好,更引人瞩目。⑤

      除了绝代才情,张佩纶还有非常的人生经历。他生在杭州,父亲曾在浙江多个县、府掌印,少年张佩纶浸润在“金粉江南春”里,⑥苏州、镇江、扬州和无锡都留下了足迹。正因为印象深刻,其青春诗作大都是对江南胜地的吟咏——“吾饮浙江似乡味”,⑦北人张佩纶所认同的,当然不会局限于南方精致的菜肴。

      入宦后的张佩纶与南方籍官员有亲近感,翰林友朋亦以南方人居多,不能说与他的这段经历无关。南方出才子,衡量才子的重要尺度是诗赋。张佩纶的诗才不让南方才子,自然引起在京南方籍著名诗人的揄扬趋奉:陈宝琛称其“君才十倍我,而气亦倍之。”⑧这里的“才”,当不限于诗才;这里的“气”,则包含“浩然之气”。由相互欣赏诗才,到彼此砥砺德行,这也是同光著名翰詹词臣交友的一条重要路径。

      尽管如此相知,陈宝琛承认自己并非张佩纶最好的朋友——“圭盦为篑斋至契”。⑨圭盦乃浙江仁和名士吴观礼,吴氏长张佩纶十五岁,诗名在同治时已雄冠京城,字画亦佳。中试之前,长期在左宗棠处佐幕,与翁同龢交往密切,⑩潘祖荫亦为其“旧知”。(11)换句话说,吴观礼以诗才和吏才在中央和地方享有盛名,相应也拥有重要的人脉资源。张佩纶的南方籍朋友中恰好以仁和籍最多,这不免让人遐想,张佩纶“吾饮浙江似乡味”的咏叹,自有渊源出处。

      才长命短。光绪四年(1878),四十五岁的吴观礼因赈灾染疫而亡。他“最勤事著功效”,(12)属于能立言会事功的全才。“人生畏友谁能少?太息圭盦不假年。”(13)陈宝琛的一声悲叹,乃惜其死得不是时候,无法借“清流”建言一展抱负。否则,数“清流”人物,肯定也会数到吴观礼。

      吴观礼的诗“多关系时事”,其《冢妇篇》、《小姑叹》、《天孙机》和《邻家女》抒发讽喻的,都是当朝大老,以“冢妇指恭王,介妇谓文襄”,以“小姑”射沈桂芬,以“美人”喻李鸿藻,“西邻”、“东邻”则指潘祖荫和翁同龢。(14)诗人议政,难免影射,影射无罪,则显示出朝廷对言论的宽容度。这一路宽容下去,不仅养成一批同光诗人,同时也养成一批“清流”人物——张佩纶、陈宝琛、张之洞和宝廷,即所谓“四谏”,其特征便是著名诗人兼著名奏折写手。诗才是提高“清流”人物知名度的有效途径,大诗人的奏折更具轰动效应。光绪三年(1877),陈夔龙看到乡试同门张佩纶撰写的悼师挽联,即“心折之”;光绪九年(1883),他诵读张佩纶“往还五千里,咒骂十三家”的诗句,更是无限仰望其“崖岸”。(15)诗才、名士,直言、忠鲠,早在朝廷广开言路之前,“清流”著名人物已经在京师联手塑造和树立起了自己的政治形象。

      “翩联三士壮同光”,(16)这是章士钊对同光时期三大诗人——吴观礼、张佩纶和陈宝琛——的钦叹。“三士”中吴观礼年龄最大,诗才最优,宦历最丰富,他实际成了张、陈的政治引路人兼诤友。正因为彼此有一种声气相通、损荣相连的共同命运感,吴观礼的死,让张佩纶深感哀痛:

      介轩颇致箴言,谓余自圭盦殁后,出言多谐谑处,识之。是日在车中,甚不乐,念圭盦也。圭盦五月将归,赠一字与余,曰“木”,君谓余须做到木字方好。孝达于山中颇赏斯言,以为真砭到余病根。余自问病实在褊、在急、在弇陋、在懒惰、在无恒、在不能事,然友人誉余者,则曰通敏、曰高明;即其谤我者,亦曰好事、曰多诳语。(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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