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世纪中叶以后，伴随着英国海外殖民步伐加快，组织了一些商业垄断公司，1600年成立的英国东印度公司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个。虽名为“东印度”，实际上却并非单指印度，正如“美国人把亚洲看作一个整体，称它为印度。凡是指运地或原产地位置在印度洋或太平洋上的商业，都包括在这样命名的贸易之内”①。英国和其它欧洲国家的“东印度”概念，实际上是对包括印度、中国等在内的东方世界的通称。英国东印度公司成立后，经过一百多年的努力，直到1708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对东方的贸易垄断权才最终确定下来。此后，“东西方经由……东印度公司建立了密切联系”②。当然，这种联系不仅仅体现为经济的、政治的，还有文化上的。遗憾的是，从政治、经济角度研究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论著堪称汗牛充栋，而从文化尤其是中西文化交流方面对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深入研究迄今尚付阙如。实际上，中国境内第一家现代意义上的出版社就是由英国东印度公司建立的，它的出版品，“对于增进十九世纪西方国家对于中国的知识态度，不论是了解、同情、歧视或野心，都产生相当的作用”③。就此而言，我们说英国东印度公司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实非臆测之语。 事实上，英国东印度公司在获得对华贸易专权后，为拓展商务，就极为重视了解有关东方的一切。早在18世纪末，英国政府和东印度公司商人为扩大贸易，疏通与中国的外交和商业渠道，急于精通中国的语言、政府、历史、习俗和哲学，以便懂得如何与这个古老的帝国打交道，在广州的公司商人纷纷建议在印度建立一所学院，专门培养派往东方的文职人员④。1801年，公司董事们发起建立了“印度部图书馆”，搜集了大约13000份关于东方语的手稿，其中包括梵文、藏文和中文。可以说，从19世纪初开始，英国东印度公司官员们手头已有了一大批关于中国的书籍和手稿，从中尽可以研究中国的商业、政治和社会状况⑤。 1800年，英属印度总督韦尔斯利(Marquess Wellesley)在加尔各答建立威廉堡学院(College of Fort William)，教授文学、科学和东方语，培养具有大学程度的殖民官员。该学院极具声誉，素有“东方牛津”之称⑥。值得注意的是，学院还专设一系，聘请出生在澳门的亚美尼亚人拉沙(Johannes Lassar)为中文教授，负责教授中文和翻译《圣经》。当时在印度传教的英国浸信会传教士马士曼(Joshua Marshman)等到学院从拉沙学习中文⑦。大约学习了将近1年的中文后，在1806年左右，拉沙开始在马士曼的指导下，二人合作翻译《圣经》⑧。经过16年的辛勤劳作，到1822年，马士曼和拉沙合译的《旧约全书》、《新约全书》在英国浸信会的赛兰坡印刷所全部出齐，成为世界上第一本正式出版的完整的汉译《圣经》。该译本在南洋特别是爪哇等地的华人中流传较广，产生了很大影响⑨。它的各单行本又陆续几次加印，其中一部分通过不同的途径流传到中国，对中国教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尤其浸信会一派曾长期使用。此外，马士曼和拉沙译本对以后中国新教传教士的译经所起到的作用亦不可低估，《圣经》“代表本”即把它列为重要的参考译本。浸礼会一派因拒绝接受非浸礼会把Baptism译为“洗礼”，决定以马士曼和拉沙的译本为蓝本，重新修订一种属于自己的译本，以后浸礼会的高德(Rev.Josiah Goddard)、廉牧师(Rev.William Deam)译本和胡德迈(Rev.Thomas Hall Hudson)译本均以马士曼和拉沙译本为蓝本。所以，尽管马士曼未曾来过中国，但凭他杰出的《圣经》中译工作已被誉为新教在华传教的先驱⑩。不仅如此，马士曼和拉沙译本在出版史上亦极具意义。马士曼和拉沙在1813年译出并印行的《约翰福音》，取中文名《若翰所书之福音》，采用铅字活版印刷，实际上是近代应用铅字活版印刷技术印出的第一本中文书籍。这套首次使用的汉字铅活字，系英国浸信会赛兰坡印刷所的工人在几个中国人的帮助下，克服各种困难，经过几年时间的摸索，才终于制造成功的(11)。它的研制本身已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产物。马士曼和拉沙译本无论在《圣经》汉译史还是中国出版史上均具有重要意义，而这与东印度公司英属印度总督建立的威廉堡学院密切相关。 如果说东印度公司建立威廉堡学院是出于商业目的，对文化交流的促进乃其“无心插柳柳成荫”之果。那么，1814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在澳门建立印刷所的主要目的却不在于商业，而是为了赞助文化，即为了襄助一部书的出版，这就是第一位来华英国新教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编纂的《华英字典》(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马礼逊为英国基督新教牧师，1807年受伦敦会派遣来华。来华前，伦敦会在训示中交给他的任务是学习中文，编纂字典和把《圣经》译为中文(12)。马礼逊来华的第二年，即1808年初，便开始一边学习中文，一边编纂字典和翻译《圣经》。由于三项工作同时进行，《华英字典》历经13年才编纂完稿(13)。但如何出版，却又成为一个问题。因为《华英字典》是一部中英文兼备的大型工具书，出版时需中英文夹排，但当时的英国尚无印刷全书都是中英文夹排的经验。正为此一筹莫展时，英国东印度公司驻广州办事处大班罗伯兹(John W.Roberts)及其继任者爱芬斯顿(John F.Elphinstone)决定赞助《华英字典》的出版。他们此举固然帮助了马礼逊个人，其实也是为东印度公司自己的利益着想。因为东印度公司与中国的商务贸易极为密切，但长期以来为缺乏中文翻译人才而困惑。《华英字典》能为西方人学习、掌握中文提供重要的帮助，这当是他们愿意资助《华英字典》的一个重要原因。马礼逊向英国东印度公司总部申请，建议总部自英国派遣两名印工，携带一台印刷机及纸张、活字等前来中国(14)。爱芬斯顿把马礼逊的申请转呈董事会，并极力推荐马礼逊的计划。“他认为欧洲各国长久以来迫切需要一部广为流通的中文字典，英国东印度公司如能促其实现，将为公司带来赞助知识的文化美誉。不但增进英国对于中国的了解，也可能促进中国对于英国人刮目相看，从而有助于公司对华的贸易。”(15)爱芬斯顿巧妙地把这部字典和国家荣誉与东印度公司的利益连接在一起，强调这部字典在政治和商业利益上的实用价值，终于打动了东印度公司董事会。1814年4月，公司董事会雇佣一名印工汤姆司(Peter Perring Thoms)带着一台印刷机和一副活字等设备搭船来华，1814年9月到达澳门，建立了东印度公司澳门印刷所。 为了印刷《华英字典》，汤姆司必须首先研制一套中文铅活字。在经过最初一段尝试后，他发现中英文都以金属活字印刷的效果比雕版和活字并用要好得多。经马礼逊建议，由汤姆司制成铸模用以制造活字柱体，柱体上面以人工逐字雕刻中文的工作则雇佣华人刻工，汉字高度大小以配合英文活字以便印刷。这样，便铸成了中国境内最早的一套铅活字。1815年2月字典开印，时断时续，经过8年的时间，到1823年4月，整部《华英字典》印刷完毕，英国东印度公司为此提供的赞助高达10440镑(16)。由于英国东印度公司最初设立澳门印刷所的目的就是出版马礼逊的《华英字典》，所以《华英字典》印刷完毕后，澳门印刷所本应立即关闭，但广州办事处却决定维持印刷所。这样，其出版活动一直持续到1834年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垄断权终结，出版时间历经20年之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