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20世纪初，伴随着甲午战争、戊戌变法、废除科举、颁布新政等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发生，大量翻译书籍经由政治流亡者和学生群体从日本涌入中文世界。随之而来的是一个重要的文化转变契机，那就是一种可以被称之为“符号层面之现代性”的表意系统的迅速形成。这里所谓“符号现代性”指的是由现代翻译语言和符号所构成的书写、信息交流和表词达意的系统。由于中文与日文书写文字之间天然的近邻关系，假道日本而来的西方现代观念、词语、文本、视觉形象以及图表等等在几年之间充斥了中国的出版世界，对都市知识社会产生了莫大冲击。①如果说在1897年，写作《西学书目表》的梁启超仍可以运用“中学”和“西学”这类二元对立的观念来鼓吹变法，那么几年之后，《译书经眼录》(1902)的作者徐维则已经不得不创造一个“东学”范畴来命名那些来自日文的新作。“新政”实施后短短几年，对于外国历史、哲学、科学书籍的翻译已达数千种之多，其中从日文译来的西文书籍与直接译自西文的书籍占有相同的比重。②在某种意义上，李欧梵在《上海摩登》一书中所指出的那种标志1930年代上海繁华的跨文化的印刷文化和文本性在这个时期就已初露端倪。③而此刻的“文本间交换”(textual transactions)不只踏穿了中西文本的界限，也屡屡翻越了中日语言的分野。所不同的是，1930年代的文本交换带来了体裁和风格上的现代主义，而此刻的文本交换带来的是语词为基本单位的现代语汇库。 观察都市印刷文化的符号性变化意味着对现有的关于印刷工业和都市现代性关系的理论论述进行某种挑战。哈贝马斯和本尼迪克特在20多年前就以各自的方式分析了印刷文化工业的出现和现代社会的兴起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当然，他们的分析结果各异，一个追溯了公共领域的形成，另一个则涉及想象的民族社群之崛起。可以想象，一位都市研究者或许还可以说，印刷工业的出现与现代都市的形成有莫大干系，因为它带来了遍布城市的新闻报亭、书店，分布在咖啡馆、写字间等地的读者群，从而改变了街头巷口的景观，控制了日常生活的节奏，制造了消息灵通、知天下事的都市社会。上述这些真实和假象的论点不乏说服力，但它们共同认可的仅仅是一个历史变化，即现代工业对都市现代文化的影响。工业技术确实在1870年以来影响了上海的印刷文化，但它对于都市文化整体变迁的促动却仍然十分有限。实际上，在书店、文人社团和都市印刷文化传统都如此悠久的中国历史上，政治和文化因素往往比印刷技术本身更能促进或遏制变化的发生。这里所讨论的符号现代性就是这类变化之一。它凸现了一个“外加”的或“剩余”的现代性瞬间，这个瞬间的来临并非以技术和基础设施的传播为标志，而是以大量符号语汇的跨文化交换为条件。 在某种意义上，在上海作为文化中心而兴起的过程中，这个符号性的现代瞬间比起工业技术的现代性瞬间起着更为划时代的作用，它为中国都市知识社会开启了一个在日常生活中处处遭逢、处处使用翻译过来的西方和日本范畴的时代。不仅如此，它还揭示了一个从工业和技术现代性的角度无法透视的两种历史的不对称的重叠，即清帝国正统文化瓦解的历史与西方和日本文化霸权扩张的历史之间的重叠。说这种重叠“不对称”，乃是因为西方和日本文化霸权的扩张可以摧毁清帝国的正统，而清帝国正统的瓦解却不一定遏制得了西方文化霸权的扩张。在这种情况下，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文语汇涌入现代中文的现象可以起到与殖民主义相类似的作用，除非对明治语汇的翻译过程能够把文化霸权所操纵的明治语汇“反译”为反霸权的形式。根据查科拉巴蒂的观点，文化霸权的扩张把殖民地的文化进行了霸权式的翻译，而文化批评者的任务，是把被霸权式翻译的被殖民者文化再“反译”回来。④ 对符号现代性进行反霸权式的“反译”，实际上正是上海印刷文化实践对于符号现代性的一种介入形式。它给研究者提出了诸如谁是翻译和反译的发起者以及翻译或反译到哪个符号系统的问题。无疑发掘这种反译以及它提出的问题有助于我们理解当时的都市文化向上海现代都市文化的转变过程。 本文试图以早期的商务印书馆为范例，分析和展现这一都市文化的转型。作为一个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以诸如诠释、编纂、编译、重新定义、排版、出版等特定方式参与了对符号现代性的翻译和反译过程。这些活动激活了太平天国后江南社会由那些具有专门技巧的文献学(即考证学、朴学、实学)家、改革派学者以及通俗企业家所构成的网络。早期商务印书馆致力于以编辑和出版来介入文化霸权的扩张，在貌似普适的现代性霸权面前为地方文化的主体开拓对符号现代性进行翻译和反译的多种可能性。正因此，早期商务印书馆这些实践也为我们理解生存在帝国主义文化扩张和清帝国体制交叠处的现代文化史提供了新的视点和解读方式。 一、相会于上海：工人企业家、行动派学者和编译实践 1897年2月，四位来自外地的年轻人倾囊之所有，在上海棋盘街的一角开了一家小小的印刷店，取名商务印书馆。这家小店的开张在当时很难说有任何“划时代”的意义：上海的机器印刷机构，如申报馆(1872)和点石斋书局(1874)，已经成功进入了统领中国现代印刷业的第三个十年。尽管在出版方面，它们在有关学术选题和书籍内容上尚未进入中国人文社会的主流，但它们在技术和设备方面采用了活字机器印刷、石印等当时颇为先进的技术，在新闻媒体、旧书翻印以及时事性艺术方面也已经开创了相当的局面。相比之下，商务印书馆则还是一个小小的印刷所，在资金、技术及人力资源方面仅有区区几部手动印刷机、三间不大的车间以及几位发起人几年印刷排字的经验。和其他不少小型印刷所一样，最初的商务印书馆是依赖零星的小笔生意而存活的。当时类似的小企业很多，大多都终因缺少经济和知识方面的资源而无法扩大，乃至旋生旋灭。从商务印书馆早期的设备和人力资源来看，并没有迹象确保它一定是个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