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6.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263(2008)12-0070-09 历史学中的称谓，尤其是民国史的几个关键称谓的使用，绝不单纯是一个语汇使用问题，它包含着深刻的思想含义，反映了命名者、研究者的不同思想观点和政治立场。一个概念从生成、传播、流行，再到变异、暗淡、篡改，背后往往浓缩着跌宕起伏、纷繁复杂的众多历史事件、社会思潮的集合。厘清这些概念的来龙去脉，对我们加深认识这一阶段历史真实面貌有着重要的助推作用。 一、革命话语的兴起 在民国史，甚至1949年后的共和国史领域，“革命”都是政治话语系统中最敏感、最关键的中坚概念之一。海内外学术界对于“革命”话语的演变，一直不间断地从不同的视角给以高度的关注，这对本文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启迪功效。“革命”及其相关概念，诸如“革命军”、“国民军”、“国民革命”、“国民革命军”、“中华”、“中国”、“国民”、“中华民国”等属于典型的带有亲缘性的概念丛。 “革命”一词最早出自《易经·革卦》，这是孔子针对“殷革夏命”、“周行天罚”等王朝鼎革的评语。孔子认为夏桀与殷纣，不能顺乎天理应乎人情，招致天怒人怨。因此将人事比附于天意：“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即从正面肯定了借助革命的手段，实现王朝兴替的应然性与合理性。自西汉起，孔子与儒学日益尊隆，孔子言行与儒学经典成为政治人物变革时事的重要归依。孔子的革命观既为朝代的兴革提供了极佳的宣教支点，或许也加大了改朝换代的血腥成本，使得不少新生政权的建立过度依赖“革命”这种极度烈性的暴力方式。 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的统治威权在日益严峻的内忧与外患下，被一点点地剥离。信奉拜上帝教的太平天国的失败，从一个反面清晰无误地向世人表明，孔子及其儒学对政权的维系仍旧有着不可替代的强大力量。更重要的是，西方社会进化论的进步革命理念，诸如赫胥黎的《天演论》等还没有被译介到国内，新型的革命思想既有待引进，更需要一个易于滋生与启蒙民众的土壤。这可能是日后，无论康有为的温性改良，还是孙中山的刚性革命都不约而同地、只能回到孔子与儒学的一个思想与谋略背景。 1896年底，外界已将孙中山等呼之为“革命派”：“至革命派之缘起，虽无由追溯……孙逸仙博士辈之初意，原欲以和平之手段要求立宪政体之创行而已，迨至和平无效，始不得不出于强力”。①考虑到该段话语出自《伦敦蒙难记》，故最迟到1897年初，孙中山已以“革命”者自任。多年以后的1923年，孙中山依然特意强调：“革命之名词创于孔子”。②我们可以发现，“革命”概念一经跃入孙中山的大脑，③不仅使以往反叛清朝时残余的一丝道德负疚感烟消云散，而且借助与圣人孔子在革命观上的超越时空的一致，反清革命的正当性被瞬间建构起来了。也就是说，“革命”概念与自身实践的结合，促使孙中山完成了从传统反叛者到现代革命者身份的转换。 孙中山先行的革命实践、西方现代革命思潮的译介、《辛丑条约》签订后更为危急的局势、维新派与革命派的论战、传媒的日趋发达等等，共同将“革命”推上了流行的舞台。以西方社会进化论、天赋人权等为锐利武器的现代革命的号角即将响彻云霄。 1903年5月，一本署名“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的书——《革命军》由上海大同书局正式出版。“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革命者，世界之公理也。革命者，争存争亡过度时代之要义也。革命者，顺乎天，而应乎人者也。”④寥寥数语，即将孔子的“顺乎天而应乎人”的革命论语与西方天赋人权、社会进化论的革命公理合而为一，旗帜鲜明地指明了革命的必然性与必要性。出版单位大同书局中的“大同”，隐隐又透出革命只是谋求正当与合理的工具，革命的终极目标是实现圣人心目中的“大同”社会。这种将传统的理想社会作为革命的根本，而将西方舶来的新式革命理论作为途径，一种全新的由破坏达到大治的“中体西用”观是否就隐藏在大同书局中的“大同”二字之后呢？至此，“革命”因承奉圣人语录而具有的合理性、反抗暴政而天赋的正当性、彻底否定颓败之物而衍生的正确性、矛盾不可调和之际完成历史巨变而催生的必然性等等含义，渐渐约定俗成，被越来越多的激进救国志士所接受、所传递，“近一二年，内外赞成革命者大不乏人，大有一日千里之势”，⑤“革命”流行开来了。 二、民族国家观念的树立 《革命军》不仅成为一篇名副其实的鼓吹革命的战斗檄文，而且为自己的武装力量、愿景中的新型政权拟定了既具有战斗性又包涵亲民力度和民族国家特性的名称——“革命军”、“中华共和国”，为日后国名、军名及党名的正式确定提供了丰富的思维启迪，也向世人宣告了革命不只是砸碎一个旧的世界，更在于建设一个自由平等与博爱的新社会。 新社会的构思，明显可以看到西方民族国家观念的影子，“中国”与“中华”刻意频繁的使用，即是这一影子的具体表征。两个词汇在古代，首先是作为一种泛指的词汇来使用的汉族政权的地域概念。随着华夏文明的扩展，也随着北方游牧民族对中原地区的不断侵入，两个词汇逐渐拥有地域、文化和政治的多重意义。汉朝以后，很多少数民族一旦入主中原，便以“中国”自居。“中国”一词的政治意义在辽宋和金宋对峙时期更显突出，辽、金都曾自称中国，反而斥汉族政权北宋、南宋为伪朝。 对于汉族革命志士而言，引入西方民族国家观念，突显满清政权对中国本部的侵占，从而论证其统治的非正统性，是有利于调动主体民族——汉民族革命的积极性的，《猛回头》与《警世钟》的迅速传播即是生动的例证之一：“那满洲乘着明末的乱，占了我们中国，改号大清国。”以致“我家中华灭后二百余年，一个亡国民是也。”⑥作者坚信：“我汉种一定能够建立个极完全的国家，横绝五大洲，我敢为同胞祝曰：汉种万岁！中国万岁！”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