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正式宣告成立。这不仅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入了一个崭新阶段，也标志着中国一个全新的知识分子群体——留学生群体即将登上20世纪中国历史的大舞台。因为留学生不仅是中国同盟会的最早发起者，也是同盟会的中坚和骨干，它的创建、发展和壮大是与留学生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以往研究同盟会的文章、论著虽然很多，但是从留学生的角度予以展开的，除桑兵等个别专家的成果外还并不多见，这无论对于同盟会和孙中山的研究，抑或对于留学生的研究，都是一个不足，特别是没有从留学生群体由此登上20世纪中国历史大舞台这样的高度和广度，阐述以孙中山、黄兴等为代表的留学生创建同盟会的历史意义，忽略和淡化了清末民初出现于中国社会并给此后的中国现代化进程带来全面而深远影响的留学生群体及其作用。鉴于此，本文即在以往有关回忆和研究成果①的基础上，重新梳理、进一步辨析留学生与中国同盟会的关系，以彰显以孙中山、黄兴为代表的留学生群体创建同盟会，领导反清革命，发动武昌起义，开创20世纪中国社会新局面的历史伟绩。 一、留欧学生与中国同盟会的渊源 留欧学生是最早与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建立联系的留学生群体，也是最早和孙中山一起交流、讨论组织建立革命团体的留学生群体。1905年，孙中山的欧洲之行不仅与留欧学生的邀请有关，而且是在他们的资助和支持下完成的。正是在那里，孙中山通过与留欧学生讨论，交流了彼此对当时中国政局与反清革命的看法，并且，留欧学生通过宣誓签名的形式与孙中山建立了组织关系，奏响了中国同盟会在欧洲成立的序曲，成为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正式成立的先声和雏形。 1904年12月14日，在美国各地游说华侨反清革命8个多月的孙中山，离开纽约赴伦敦，开始了他欲“见各省豪俊”②的旅程。 原来，当时留学欧洲的湖北籍中国留学生最多，孙中山是接到了正在欧洲的湖北留学生的邀请才前往欧洲的。因为湖北的留学生在出国前已十分倾向革命，产生了寻找孙中山的念头——这有三件事可以说明。 其一，武昌花园山机关议定的三策之一。 甲午战争以后，无数的志士仁人有感于清廷的腐败，萌生了反清救国的念头，而武汉三镇由于时任湖广总督、洋务派代表人物之一张之洞的影响，兴办了一批新式学堂，人们踊跃出国留学特别是到日本留学。湖北的第一批留日学生吴禄贞等到日本后，就受到了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影响，而他们后来又直接影响了湖北籍的学生。 辛丑中俄密约泄露以后，留日学生发起了拒俄运动，纷纷回国，湖北经心书院、两湖书院派往日本的留学生也陆续回国。1903年4月，几百人不约而同地在武昌曾公祠堂集会，其中朱和中的演讲最激烈。之后他被吴禄贞约到家中密谈。5月，吴禄贞等人在湖北武昌花园山设立了秘密革命机关，其后则在花园山机关聚谈，“学界往来者颇多，凡以后留学东西各国者十之八九曾到是处”。③“各省志士之至武昌者，莫不赴花园山接洽，而各同志之在营校者，亦每星期来报告运动经过及其发展之状况”。④吴禄贞与李步青、胡秉柯、李书城、耿伯钊、曹亚伯、贺子才等人经常在此商量革命方略，其中之一即为“寻孙逸仙，期与一致”。因“花园山同人，自知运动必有成熟之日，终以群龙无首，恐不能控制全国，尤其是无外交人材，故当时各人心目中无不以寻得孙逸仙而戴之为首领，为唯一之出头路”。⑤ 这是湖北籍的革命青年希望拜访孙中山的最早由来。 其二，出国前湖北赴欧留学生的约定。 1903年底，接替张之洞的署湖广总督端方等慑于革命党人的声势，为消弭鄂学界革命情绪，不但渐次取消了经心书院、两湖书院等，还采取分化瓦解的策略，以培植新青年为名，把他们派到海外留学，借此以釜底抽薪。其中激进者被派往欧洲，如贺子才、史青、胡秉柯、魏宸组等24人被派到比利时学习实业，⑥朱和中、周泽春等被派往德国，⑦而被认为比较稳健的时功玖、吴炳从、张轸、李书城、匡一、胡炳宗、耿觐文(即耿伯钊)、周震鳞和黄轸(即黄兴)等被派往日本。当时，各人都认为不应该离开湖北，而朱和中认为：“如此伟大之种族革命，岂等夷辈所能领导？今派我往西洋，正可以乘机觅孙逸仙，是于此间同人之前途大有裨益。”⑧因此，“各欣然就道”。⑨ 当留学比利时的贺子才等24人道经上海时，遇到了从日本归来的两湖书院学生刘成禺。据《贺之才述欧洲同盟会成立始末》：“贺等道经上海，遇刘成禺，曰，孙中山先生方在伦敦，诸君此行，可与之会晤共商大计，因做函为贺等四人介绍。”⑩朱和中也回忆道：“比至于上海，刘成禺未成行，予等因嘱见孙时务通知于予等。”(11)原来刘成禺因在日本编辑出版《湖北学生界》宣传反清革命，被撤销留学日本的学费而回国，这时正在上海。后由鄂督给白银2000两，令其以自费名义前往美国。“时总理代表陈楚楠在沪已电告总理聘刘为《旧金山大同日报》主笔”。于是，被派往欧洲的其他同志，“均抱同一宗旨，坚请刘觅总理代为致意，并将真行踪通知”。(12)由于赴欧留学生巧遇刘成禺，从而使湖北学生寻访孙中山的愿望得以在不久的将来成为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