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新论

作 者:

作者简介:
沟口雄三,日本东京大学。

原文出处:
开放时代

内容提要:

明末清初以黄宗羲为代表的思想家鼓吹“乡治”,极大地拓展了作为“地方公论”产物的“乡里空间”范围,并由县延伸至省一级,直接促进了“一省之力”的成熟和独立,最终形成了辛亥革命以各省独立获得成功这一独特形态。这种视角有别于传统的现代性坐标,可以使我们对中国近现代历史有更全面的把握。


期刊代号:K3
分类名称:中国近代史
复印期号:2009 年 0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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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历史上有四大变动:秦汉帝国的建立、唐宋变革、明末清初的转换、清末民初的激变。导致第四次变化的是1911年的辛亥革命。辛亥革命的最大历史特质在于如下几点:(1)这是一场导致持续二千之久的王朝体制崩溃的革命;(2)其形态采取了各省独立的形态;(3)其结果是旧体制的解体,革命后国内纷呈四分五裂之状;(4)实现革命的主要势力,并非传统型的叛军或异族军队,而是下面将谈及的蓄积于民间的“各省之力”(简称“一省之力”①),等。这一无中央的革命,视其角度,其形态似为一场无国家的革命。因此,在国际社会纷纷谋求建立中央集权制的现代民族国家之大环境中,其革命的形态,只能被视为亡国的混沌之兆。两千年来王朝体制终结,此乃中国历史的空前大事件,而当时的国际社会却视其若朽木之终,自然之势而已。因此,其历史意义不仅未被同时代人所关注,亦被后人所轻视。观之于现代日、中历史教科书,这一点了然所见。这一类教科书大都枚举农民暴动之频发、官僚之腐败、财政之窘迫、军队之弛缓等,视诸如此类事例为清朝“衰落”之因,而不察此类事例实频见于所有王朝的终结之时。这些教科书都未能注意到,代之这一“衰落”王朝而起的,恰是以各省独立的形态实现辛亥革命的各省的“一省之力”。

      所谓各省独立,乃拜成熟达至独立的“一省之力”之所赐。姑且先交代本文结论的话,十六、十七世纪明末清初的“乡里空间”②乃是“地方公论”展开的空间,其规模由明末的县一级扩充至清末的省的范围。“一省之力”成熟的轨迹,显见于这一地方力量扩大、充实的过程。然而,这一传统的轨迹却被“现代化”史观或“革命”史观所遮蔽,因而被隐而不见。非但如此,现代化史观以建立中央集权制现代民族国家为现代化课题,若以此观之,辛亥革命只能是现代化之反动。若从1920年代以降的反封建、反殖民地之革命课题观之,辛亥革命与1949年的建国革命相比,则只能是不彻底的革命。

      职是之故,辛亥革命被视为一次迷失方向、逆而为之的混沌,建国革命则被视为以成就民族国家为目的的“由起点至目的地”的构图。或者辛亥革命被视为一场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而与后者相配套的观点,则是视建国革命为反封建反殖民地的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这一“由浅而深”的构图,乃是以往广为通用的视点。

      但是,辛亥革命与建国革命之间的关系,本非只是依据革命的浅深程度所划分的阶段性关系,亦非视两者为起点与目的的单向排列关系。两个革命,若坦然视之为由旧体制崩溃至新体制建立(scrap and build)的连续性现象,则可以视这两个革命在运动方向性上虽处于(分权与集权的)相反关系,但这一对革命却又被因果地(以破坏后重建的方式)联系在一起。若从现象的角度看,则是将暂时令中央解体的分权势力再度集结起来,进而建立新的中央集权,因而是一场过程曲折的革命。

      辛亥革命之时,并无预定某一取清朝而代之的新体制(如前所述,并非是以某一新体制为目标,而只是令其解体,这是辛亥革命的特质之一)。其时的可能性可谓多种多样:或以新的王朝体制取而代之,或建立新的君主立宪制国家,或各省联合的联邦制共和国,或军阀之割据分裂,或列强之瓜分统治,或建立新的中央集权制民族国家。作为理论可能性,任何一种选择都有可能。但是,以今日之视点事后观之,中国之历史大势是38年后实现的中央集权制和社会主义的人民共和国。不过两场革命之间是“瓦解与重建”这一互为表里的因果关系,两者接合了某种既排斥又继承、既断绝又连续之类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建国革命是受辛亥革命的历史性格所规定的。无论如何,两个革命的关系中所潜在的地方分权与中央集权的问题,大概都可作为二十一世纪中国的“封建·郡县”问题而被讨论。

      尽管如此,从1911年的解体至1949年的再统一为止,38年时间不可谓不长。但是,也可以反过来认为,需要如此漫长的时间,恰恰证明这一动荡的确处身于历史的重大转换期之中。如唐宋转型(内藤湖南所说的由贵族社会往平民社会的转换)过程中,五代的分裂割据长达53年之久。也就是说,辛亥革命与建国革命,是一个以千年为单位的大转换,其变革之烈,堪与秦汉帝国成立以来的唐宋变革期相提并论(日本之所以侵略得逞,正因为是乘大变革之混乱)。下面笔者将依据此观点考察清末民初之剧变。

      一、观察清末的视角坐标

      我们先来讨论观察清末的视角坐标。中国史习惯上在时间划分上将鸦片战争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止的时间称为“近现代”,之后至现在则称为“现代”。这一视鸦片战争之后为“近现代”的历史划分,产生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所谓的“封建社会论争”,这一论争基于强烈的民族危机感。其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它成为中国历史学界的正式划分法。中国的历史教科书至今仍沿用此体例,日本的中国史研究界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慢慢接受了这一划分法。因此,谈起中国近现代史,大家便会心照不宣地意指鸦片战争以后的历史。

      不过,日本战前的东亚史教科书则根据传教士到来等史实,将十六~十七世纪以降划为西学或西力东渐时期。现在的世界史教科书继承了现代欧洲形成这一划分视点,鸦片战争作为一部分,被包含在大航海时代以来欧洲现代性(资本主义)世界扩张的整体性构图之中。同样一个鸦片战争,在中国却是近现代之开始。因此,两者之间有着微妙的差异。亦即是说,就算依据鸦片战争或近代视角坐标,它也有着两面:一面是以克服半殖民地半封建状态为革命方针意义上的革命史观,另一面则是偏重于质疑欧洲近代文明之亚洲东扩意义上的文明史观。观之于中国近现代研究的现状,虽然这两面带来了方法论上不小的差异,但两者在视欧洲资本主义文明(帝国主义)东扩为亚洲历史转机的主要或最大要因这一点上,却又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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