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做出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30年来的实践证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历史性决策和关键抉择，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一个了不起的伟大觉醒。这一觉醒开创了当代中国发展的新时期、新局面，也带来了学术研究领域的繁荣与发展。30年来，随着整个民族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中国近代史研究也迎来了全新的发展机遇，开始进入一个快速发展的新时期。 改革开放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繁荣发展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近代史学界对文革前就已是“热门”并有相当多研究的领域，如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等许多领域开始了新一轮的实证性研究；与此同时，近代史学界加强了对鸦片战争、洋务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等过去比较薄弱领域的研究；还在政治史、经济史、思想文化史、军事史、外交史等专史研究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并开辟了关于近代文化史、社会史、思想史以及中国近代化史等新领域的研究。这些新领域虽然起步较晚，基础薄弱，但在研究者们的共同努力下，发展迅速，成就显著，有些新课题甚至后来居上，成为学术研究的新热点。传统的政治史研究领域出现了多种意见争鸣的活跃局面，而以前被忽视或被认为是禁区的经济史、社会史等研究领域，则出现了令人瞩目且朝气蓬勃的发展：优秀学人迅速涌现，创新成果大批诞生，真正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 1981年2月，刘大年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中国近代史研究从何处突破》的文章，提出从近代史研究中“最薄弱、最繁难、而又最重要的内容”即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研究的角度寻找突破口的主张。此后不久，以《历史研究》编辑部等为首，也在“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的题目下发起了关于开展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倡议。这是经济史与社会史成为新时期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两个最令人瞩目和最富活力的研究方向的重要契机。其实，中国近代经济史与社会史研究的繁荣并不是单纯学术发展的表现，而是改革开放后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中国社会的迫切需求。我们探索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自然需要从中国近代经济史与社会史的研究领域入手，寻找答案。 80年代后，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重点从社会经济形态、生产关系和经济制度转移到与现代化有关的问题上。之所以提出这一问题，是由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实现现代化目标、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任务被突出地提了出来。在这样的情况下，迫切需要从近代中国实现现代化的角度对近代中国的历史加以重新审视，它包括对近代中国各个领域现代化进程的经验的具体考察、对各种现代化理论和思想的总结、对中外现代化道路的综合比较、对中国共产党及其他各种政治派别对近代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选择及制度、方针、政策和实施模式等方面的作用与影响的评价与分析等等。 中国近代社会史的复兴，也是在改革开放形势的鼓舞下，伴随国外社会史理论的引入以及中国社会史的复兴与重建，特别是在对旧有研究模式的反思的基础上开展起来的。开展社会史研究不仅适应了学术发展的需要，也顺应了时代发展的潮流。社会史复兴之初的主要目标是“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其涵义包括研究重心的三个方面的转向：一是从精英历史转向普通民众的历史，通过对社会大众日常生活的探讨揭示出导致“英雄”辈出的社会内容；二是将政治的历史转向日常社会生活的历史，关注与社会大众日常生活相关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内容；三是由一般历史事件转向重大的社会问题，从历史的纵向探索中为现实的社会问题的化解提供历史借鉴。在近代社会史研究成果的推动下，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理念、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均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简单化、教条化的“革命史”和“阶级斗争史”模式已经被突破，使中国近代史的内容获得了重新建构的新的知识体系；并由此丰富、深化、扩展了中国近代史的内容。这应该是具有时代性的变化。 改革开放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思想活跃 改革开放初期，以真理标准讨论为代表的思想解放运动对长期盛行的“左”的思想进行了深刻反思，带来了精神潜能的释放，为当代中国文化的复兴作了准备，也成为史学工作者解放思想的契机。从事近代史研究的史学工作者在思想解放的过程中增添了追求真理的勇气，这是近代史研究取得突破和拥有活力的重要条件。在列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近代史研究取得的繁荣局面的时候，不能不注意到，这一繁荣是与思想解放带来的近代史研究中的思想活跃密不可分的。 诞生在民族民主革命年代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从20世纪40年代就基于中国近代社会两个基本矛盾(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的判断，初步确立了以阶级斗争为基本线索的理论体系。新中国建立后，老一代历史学家结合自己的革命经历，进一步将阶级斗争的线索归纳为太平天国革命、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三次革命运动高潮，用“革命史体系”叙述帝国主义企图变中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和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过程。由于这是一种能够合理阐释近代中国的历史过程又与时代精神极其吻合的理论“范式”，而且对于革命政党具有很强的资治功能，所以是革命年代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理论框架的基础。即使在革命取得成功后的初期阶段，这一理论“范式”的阐释功能仍在继续。改革开放开始后，以民族解放为目标的革命追求被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努力所取代；憧憬未来的浪漫激情被对世界先进国家现代化道路的冷静观察所替代。中国社会发生了重要的社会转型，时代精神随之发生了改变。在这样的新形势下，主要的社会运动从原来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的反帝反封建斗争转为实现经济与社会全面发展与进步的四个现代化的努力；以前被激烈的阶级斗争所掩盖的新旧生产方式的矛盾和现代工业文明与农耕文明的矛盾被突出出来。由于实现社会的“现代化”成为主要的目标，开始有人提出从现代化的视角重新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主张，而对历史评价的关注比研究具体问题更能触及学术发展的方向问题，并能够凸显近代史在整个社会实践中的位置。这一主张逐渐从理论上被加以系统化，形成被称为“现代化范式”的学派。而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也同时出现了用“革命史范式”还是用“现代化范式”加以分析阐释的讨论与争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