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0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08)06-0134-12 本文是为第四届中国文化论坛“中国人文社会科学30年”(汕头大学，2008年7月5-7日)所作，论坛要求“立足当代中国的立场，面向中国和世界的未来，基于学者各自学科和研究的状况，从思想塑造的维度，比较细致深入地总结、反思、批评包括学者自我在内的30年中国学术”。换言之，除原则性的“立场”和“面向”外，也意味着陈述者不仅要讨论其自身参与之事，还要做一些自我的追溯、反思和检讨。 任何讨论自身参与之事已经是一件非常不容易做的事，把自己作为“研究”和表述的对象更是一件特别令人踌躇的事。最直接的考虑当然是较难做到“客观”，尤其两者也都还在发展的进程之中。为尊重论坛的要求，文中会适当从个人感受出发，稍多回顾我这一代历史学人是在怎样的学术氛围中成长的。另外，现在是一个分工的时代，学术亦然。所谓“术业有专攻”，下面所述及的，基本是我较熟悉的中国近代史研究。 我想先说明一点：对中国内地既存的史学研究取向，不论是文革前的“十七年”(其实20世纪50年代最初几年跟后面十多年也相当不同)还是最近30年，学界尚乏真正深入的认识。凭借既不足，本文无意也不可能系统论述近30年的研究。实际上，以有限的篇幅讨论30年的研究，恐怕也只能避实就虚，用举例的方式提出一些可以关注和思考的问题而已。②其中多属个人平素阅读的感受，可能还与一些统计数据相冲突。③ 如果将目前中国内地的近代史学界做一大致分类，我自己大致属于所谓的“另类”(an alternative approach)。④“另类”这一词汇在目前内地学界仍是负面的含意多于正面的，至少是属于“有争议的”一类，然其英文表述或显得更正面一些。“另类”学人的存在不一定意味着“另类”史学的存在，但如果存在的话，这样的史学恐怕要应对两个方面——既要关注国外的整体史学发展(不仅是中国史研究，更不能限于近代)，又要适应中国大陆本身的思想和学术语境。⑤所以有时可能出现非驴非马的状况，但也不排除产生“童牛角马”的结果，融合出一些新的取向。 一、引言：史学文类的转换 在某种程度上，近30年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基本可以从中分为两段。若允许夸张的表述，或可以说，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的许多史学论著已成为一种与70-80年代作品不同的文类(genre)——不仅两者关注的问题、观察的对象、探索的题目等与所谓“问题意识”相关者大不相同，根本是思考“问题”的角度、使用的材料，以及表述的方式等都有较大的差异。从这些方面看，也许不止一种与前不同的“另类”研究取向已经出现。 例如，关于清末民初不少读书人所思考和讨论的“中国文艺复兴”，可对比两阶段中发表的题目相近的两篇文章。⑥前文主要论证清季士人希望像西方一样文艺复兴的“合理性”；后文基本不考虑这一问题，而是讨论时人的具体憧憬，特别是清季所谓国粹学派以及民初趋新学者如何认知欧洲的文艺复兴，希望由此认识20世纪前期不少中国读书人想让中国像欧洲一样“复兴”的共同期盼。 又如，关于帝国主义，前者大体视其为一个意志和谋略共同的群体，其视角基本是从帝国主义一边看过来，而较少考虑被侵略地区和人民对侵略的制约(这方面的内容仅在讨论反侵略时处理)，也基本不注意、不呼应二战后苏联以外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后者反之，从帝国主义和被侵略地区两面看，侧重双方的互动，强调被侵略地区诸因素对侵略者和侵略方式的制约，⑦注意到并适当回应所谓“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成果(主要是西方学界曾探讨的一些马克思未曾处理或未曾“解决”的问题)。 其他类似的例子很多，如晚清改革，前者仍多关注其性质和评价(但具体的“性质”和评价则与所谓“十七年”不同)，后者几乎不考虑这些，而希望回到时人立场探讨具体言行并展现其动态进程。还有一种看似后者实近前者的倾向，即虽探讨一些此前较少注意到的改革面相，但基本持“凡改革皆进步”因而也都予以肯定的态度。在“十七年”的时段里，对晚清改革的肯定基本是就“资本主义”对应于“封建主义”的层面言，也到此为止，常常还会指出其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现在这种一体肯定的态度(可能也受到外在时势的影响)，表面已不甚关注其“性质”，但论事重评价，且评价标准锁定在进步、落后方面，与此前的思路仍非常接近；而其心目中的“进步”和“落后”，与此前也基本异曲同工。 从目前的学术刊物看，就数量言，前一文类恐怕仍占多数；以影响言，后一文类的追随者明显呈增加的趋势，似越来越吸引着史学新手的关注。实则数量最多的可能是那种半新半旧的文章，在题目的选择和材料来源及一些表述方式上或较像新文类，但其真正思考和处理的“问题”，或试图“解决”的问题，特别是其因应的背景性学术大问题，仍更偏向于旧文类。这样的过渡现象，当然不一定意味着我所说的“另类”研究取向以后就会成为主流。现在的新问题是，后一文类中观念和取向的歧异日渐凸显，一些新的争论往往出现在后一文类之中，甚或一些可能出现的争论也会在后者之中。 为什么说“另类”研究取向不一定成为以后的主流呢？这并非故作谦逊，我对此确持怀疑态度。目前各大学的历史教学是非常多元甚或多歧的，即使同一历史系，同事之间的学术标准可能相去甚远。确有一些老师在本科教学中较多介绍“另类”方面的论著，但我的经验，多数学校的本科教学似并不倾向于所谓新文类。只要多参加几次招生的口试，就会发现考硕士的本科生和考博士的研究生所读的书有很大的差异。简言之，两类人心目中的学术前沿和学术榜样相当不同。由于研究生已经进入半自学的阶段，他们所体现的不同，或不一定是受老师的指引，而更多是从自选阅读中得来。这当然只是一个倾向性的概括，不同学校和系科间的差异可能较大，实际存在的现象会更具多样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