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年，在著名实业家张謇的规划下，江苏南通开始城市改造工程。1919年，南通建立起新型现代剧场——更俗剧场，张謇邀请戏剧改革家欧阳予倩共同参与建设，剧场遂成为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互动最为集中的空间。目前，学术界对于张謇的城市改造、戏曲改革研究成果极为丰硕①，对欧阳予倩的研究则主要集中于戏剧改革②，这些为笔者进行更俗剧场研究奠定了基础。学界对近代上海新式剧场转型及带来的观演关系变化的研究，也给笔者一定启示③。但是，将更俗剧场置于近代南通城镇空间重组之中进行探讨，并考察剧场空间改造引发的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互动与冲突，则尚无研究成果。笔者认为，更俗剧场是张謇重组南通城市空间的成果之一，是与其整体提升南通文化紧密相连的。张謇和欧阳予倩作为近代新型精英代表，他们通过更俗剧场的建设与戏剧改革，对民众产生了重要影响，但大众文化也有其自身的生命力，由此所引发的是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由于近代社会转型之后，精英阶层出现新的变化，一批具有新思想、新理念、力图革新社会的人士成为近代意义上的精英，于是精英文化也出现分流，本文主要探讨以近代精英为主导的精英文化，而一般士绅文化与通俗文化虽然依旧存在前近代时的分野，但相对于与近代精英之间的对立，这种分析相对较小，而且就南通戏曲文化而言，他们欣赏的戏曲与中下层民众所喜爱的戏曲较为接近，因此，笔者将这类精英文化也归入大众文化。 关于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关系，一部分学者认为精英文化是“经典”和“正统”的解释者和传播者，具备社会教化和价值范导的功能，应对大众文化进行规训与提升，并通过平等对话实现对大众文化的“启蒙”④。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依靠精英文化来提升大众文化就根本而言是无法实现的⑤。李孝悌在《中国近代大众文化中的娱乐与启蒙》一文中对此也有精辟的讨论，同时对近代戏曲文化的转型、娱乐与启蒙一体化的功能也进行了深入的探讨⑥，启迪颇多。笔者认为，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关系极为复杂，近代戏剧改革的功用不能仅仅从戏剧本身的娱乐与启蒙功能探讨，因为随着近代戏剧的发展，剧场空间的建构与规训，本身也具有启蒙作用。因此本文将以更俗剧场这一近代城镇空间重组中的个案，考察精英对大众微观层面的规训与引导过程，解读大众文化究竟在何种程度上接受了精英文化的启蒙，或者是否真正将精英所倡导的文化内化，从而探讨大众文化的品质提升问题。 一、城镇空间重组与更俗剧场的建立 南通城始建于五代后周，因海陆路四通八达，故名通州，至清末南通城已经发展为长江三角洲重要的交通枢纽，也是苏北地区的经济交汇中心。但是，随着近代上海开埠及辐射地区城镇的迅猛发展，南通城显得相对发展缓慢，规模较小。张謇为将南通打造成中国东南发达的现代城市，在发展实业的同时，开始进行大规模城市改造，提升南通的整体文化。 清末实测的《南通县城图》显示，南通城城池较小，街道狭窄，护城河——濠河以外均为农田与坟地，城内西部相对繁荣⑦，民间有“穷东门，富西门，讨饭子南门”的俗语。张謇在改造南通时，将城扩展至濠河以外，特别是濠河南岸，成为发展迅速的文化教育区。张謇认为：“国家之强，本于自治，自治之本，在实业教育。”⑧自1903年访日归来，张謇即开始倡导地方自治，与此同时进行城市改造以普及教育。自1905年建成中国人第一座自建博物馆——南通博物苑始，张謇又捐资建造图书馆、通俗教育社，“目的全在改良乡俗普及教育”⑨。1914年，为提高国人的现代时间意识，张謇又在原谯楼前建造现代钟楼⑩。次年，为了改善民众生活环境，远离娼妓等不良场所(11)，建立了唐闸公园及城区东、西、南、北、中5座公园和2座公共体育场(12)。张謇循着改造民众及其文化的终极目标进行城市空间的重组，由此，沿南濠河东段自通州民立师范学校、博物院、图书馆、翰墨林印书局成为文化教育区，而五公园与更俗剧场所在的城西南郊区成为新兴的文化娱乐区。 城市空间重组本身即是一种文化改造，人们面对新式建筑和新型公共空间会产生新的认知。但是，张謇清醒地认识到，仅仅依靠这些尚不能完成对大众文化的改造，必须通过改造与大众关系更为密切的戏剧(13)，文化来实现，因此，将城市空间改造与戏剧文化改造融为一体是张謇的理想。 戏曲在中国传统社会除有娱乐功能之外兼具教化功能。近代中国文盲率依旧较高，戏剧比博物馆、图书馆对普通民众更具有教育意义。而当时中国人“最普遍缺乏者为公德，……而于公共娱乐之场为尤甚”(14)。因此，张謇认为改良社会应从改良公共娱乐场、改革戏剧入手。他认为：“改良社会，要从各方各事下手。尤其对于人民习惯最近，观念最易的地方，应该设法改良引导，格外容易收效果。想到戏剧一层，在社会号召力量最大，感化的习惯也最快最深”(15)。张謇在不同场合宣传其观点：“教育以通俗为最普及，通俗教育以戏剧为易观感”(16)。通过改革戏剧进而改良社会也成为精英普遍的主张：“移风易俗，具教育社会之力者，文字不如图画，图画不如戏剧。”(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