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末改废科举、兴办学堂的教育改革进程中，朝廷制定了以地方之财办地方之事的方针，在各地推行“官绅通力合作”的办学模式，以官办学堂为“模范”，“倡率”绅民自办乡村公立小学堂。由于地方经费严重不足，清政府鼓励各地利用庙产、庙地，以及地方的迎神赛会等民间积累的公产，为学堂筹措资金。庙、会产业成为各地办理新教育的一项重要经费来源，通常称为“庙产兴学”①。这一活动的推行，涉及地方社会、政治、经济、法律等诸多面相。 然而，“庙产兴学”活动在地方运作的具体情形，详为论述者不多，以一个地方作相对深入细致的个案分析尤其少见。与此相类，既存有关清季四川“新教育”的研究②，也相对忽视州县及基层乡村的办学运作，而基层“庙产兴学”的活动更基本未曾进入研究者的视野。迄今为止，抽提庙产的经手人和庙产主人，即基层士绅和僧人，以及他们之间的互动竞争，在近代史研究中一直未见人们提及。造成上述现象的一个原因，可能是大量记录“庙产兴学”运作过程的地方档案和相关文献基本未被使用。四川一些地区保存了较为完整的清末地方学务档案，为我们对这一问题作区域性的具体考察和研究提供了可能。本文即以相关档案为基本材料，结合当时文献，初步探讨新政期间四川“庙产兴学”活动的进程及由此产生的僧俗纠纷，希望可以增进对清末四川推行新教育和“庙产兴学”进程的了解和认识。 一、引言 清末庙产兴学政策从戊戌维新时就已出现，但真正得到贯彻主要是在庚子后的新政期间。光绪三十一年(1905)保护庙产的上谕颁发，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对庙产的摄取风潮，但并未终止各地对寺庙产业的提拨，类似行为到民初仍在延续。③ 张之洞在《劝学篇》中针对以书院改学堂的物质困境，分别从屋宇和经费两方面进行了具体论述：即州县一级使用善堂之地和赛会演戏之款，基层则利用宗族祠堂；但最主要的还是取于佛道寺规，从屋宇到田产，大致以三七开的方式，学堂占7/10，僧道留3/10。希望以这样的方式，达到“万学可一朝而起”的理想境界。④这一论述，后来成为各地“庙产兴学”过程中的主要思想资源（但实际取用比例则往往有较大更改）。⑤ 另外，张之洞曾在同治、光绪之交任四川学政，故其办学思想在四川影响应更大。张氏任学政时曾大力倡导川省“各处绅宦粮民”宜“集议公捐一款，置买学田”⑥，或已推进了四川公产办学的举措，至少可能增大了公产在学务中的比例。光绪二十四年(1898)五月的上谕令各省“民间祠庙，其有不在祀典者，即由地方官晓谕居民，一律改为学堂，以节靡费而隆教育”⑦。川省学政吴庆坻接谕后态度积极，即刻拟订《变通书院章程》，并通饬各府厅州县查照办理。吴氏在札文中说： 蜀中不乏可造之才，地方尽有可筹之款。如一州县中赛会、演剧诸浮费，应行禁止者，悉劝谕改归学堂正用。化无益为有益，其功最巨，其效至宏；不宜狃于习惯，纵任虚靡也。⑧ 这一札饬发下后，各府厅州县未及申复，戊戌政变便发生了。但这一上谕和《变通书院章程》在后来“新政”期间对川省各地学务不无潜在的影响，尤其“化无益为有益”一语成为川省后来“庙产兴学”活动中地方官绅的常用语。 庚子后，戊戌维新期间的一些政策得到继续推行。光绪二十九年(1903)，张之洞主导制定的《奏定学堂章程》颁布，重提关于“庙产兴学”的举措。四川总督对提拨庙产兴学的态度较为积极，鼓励各地富厚丛林、僧人捐资办学，并多次为捐资办学的僧人请奖，以昭激劝。如成都县昭觉寺僧人常明先后捐资几千两，川督奏请“给予‘乐善好施’字样，准其各在本籍自行建坊，以资表彰激励”⑨。又如大足县高峰寺禅晖等捐资达两千多串，川督以“方外之人能热心学务，捐集巨资，殊为难得，应即赏给‘宏愿可风’四字，以昭激励”⑩。到光绪三十一年，四川总督为捐学上千串的僧人请奖不下十次。 《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关于“庙产兴学”规定：“各省府、厅、州、县，如向有义塾善举经费，皆可酌量改为初等小学堂经费。如有赛会、演戏等一切无益之费，积有公款者，皆可酌提充用。”(11)此后四川各州县办理新式学堂，都把庙产划入地方兴学可筹之费的行列。但章程对是否提取和怎样提取寺观之产办学，未作明确规定。在1905年之前，四川总督也未就提取寺庙产业制定相应的文件通饬全省。故四川各州县在提拨庙产的问题上基本是官绅根据本地区社会、经济、宗教状况，自行拟定兴学计划呈报，通常都得到上峰的支持。(12) 二、“庙产兴学”中对房舍和产业的处置 《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明确指出：“初等小学堂现甫创办，可借公所寺观等处为之，但须增改修葺，少求合格，讲堂、体操场尤宜注意。”(13)其实四川早有类似的传统，地方义学多设在寺庙之中(14)，有的祠堂族学也设在寺庙之中(15)。这一传统显然有利于朝廷章程的推行，可以说，清末四川地方学堂多是借“寺观等处为之”，其中部分是义塾及私塾经过改制后成为新式小学堂，而其设置地点仍在原来的寺庙之中，不少新设学堂为节省经费也选择寺庙为校舍。例如，光绪三十年(1904)南部县新设的蒙养小学堂有一半是设在寺庙里。(16) 除房舍外，清末四川的“庙产兴学”对产业的处置主要有两种方式，即“提租谷、款项”和“提产、提佃”。前一种方式是由寺庙的主持僧人与地方官绅具结，认缴庙租几成(17)，后一种方式则是把寺庙的田产和佃户直接划归学堂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