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129.“2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0586(2008)04-0032-10 一、近代上海回商群体的形成 （一）上海地区历史上的穆斯林 我国东南沿海各地向来就是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重要区域，经由“海上香料之路”来华的大食、波斯或中亚的蕃商胡贾，成为最早落脚的穆斯林居民社群。泉州、广州、扬州、杭州等地出现的著名清真古寺或穆斯林陵墓，以及历史上，中国封建朝廷为安置穆斯林商人而在这些城市设立的所谓“蕃坊”制度，就是最有力的历史佐证。同样，古代上海地区其实在两宋时业已出现穆斯林商人的足迹，头上缠布的穆斯林商人也曾零星地和本地居民有过接触，只是没有留居下来。由于吴淞江的淤塞和青龙镇的贸易衰落，原本设置在古上海地区境内华亭县的两浙路市舶司也在南宋乾道二年(1166)遭到朝廷裁撤。故此，穆斯林群体的真正出现应该是在元朝初期，特别是1275年左右。随着蒙古铁骑一起踏进上海地区，被编入西域亲军、探马赤军的穆斯林军卒，在完成军事任务即征服南宋政权后，有相当部分直接落户于松江地区。而相应的上海首座具备完整形制的清真寺——松江的“云间白鹤寺”，则大约在元顺帝至正年间建成。 根据穆斯林向来就有围寺而居的风俗习惯，古代上海社会中第一个外来穆斯林群体也就在松江县正式出现。随着其后代的自然繁育衍生和当地吴文化的熏染，历经明、清两朝，松江县的这个穆斯林社群，也完全成为土著的上海地区民众了。其宗教习俗虽还存留，明、清两朝时在青浦、七宝等地也曾出现过规模较小的清真寺，但与穆斯林密集度甚高的西北诸省相比较，总体上“教门松懈”即信仰衰颓，也是不争的事实。有的回族学者竟完全走上了背弃教门的道路，如擅长作仕女画的画家改琦(1774-1829)，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改琦是寿春镇总兵改光宗之孙，其父改筠也曾担任过松江海防提督衙门书办，所以改琦有着一定的官宦背景。同时，改筠在当地穆斯林社群中还是一个热心教门的知名学者，后来曾因参与为《天方至圣实录》作序和付梓刊行之事而遭惹乾隆年间“海富润教案”的牵累，竟然全家被抄，身陷囹圄。当时以松江为代表的古上海穆斯林社区伊斯兰教的发展，就因此而蒙受很大的抑制，其恶果直接表现在当地穆斯林的宗教激情消退了不少。身为改筠之子的改琦，干脆被后人载入《松江府续志》艺术类，据说他绘人物、仙佛、仕女，其传世作品有《红楼梦图咏》。这样的作为，显然有悖于一个信仰纯正且坚定的穆斯林应有的形象。看来，改琦8岁时，其家中因弘扬伊斯兰教门而罹祸，父亲被押送苏州大牢的惨景造成的心灵创伤和阴影，是令改琦作出如斯行止的重要因素。成年后的他，居然对道庙宫观情有独钟，且以山人自视，清静无为和虚空缥缈的道家思想也变成其十分欣赏和钟爱的学说，因此，改家父子两代对待教门的截然相反的态度和悲剧性的命运，正是古上海地区伊斯兰教走下坡路的客观反映[1]。 1843年上海开埠后，随着外国列强势力进入这个被他们看好的中国通商口岸，且日益得到发展，诸如南亚地区的穆斯林也有跟随宗主国在沪上所办洋行而踏足近代上海的，而更多的穆斯林群体在近代上海城区出现，则与19世纪中叶爆发的太平天国运动带来的周边各省移民潮直接关联。其时无论是破旧拥挤的老城厢内，还是新开辟出来的洋人租界，都增加了更多的中外移民，内地各省的民众因躲避19世纪中叶以后频频发生的自然灾害及兵燹而大量涌入上海，其中也有带着明显不同地域特征的穆斯林群体在上海定居下来。如太平军兴，逃难来沪的江苏南京籍穆斯林群众主要就落脚在老城区南市的小南门、草鞋湾一带，那里由于集聚着大量来自南京的回回民众，因而被当地的市民形象地称呼为“南京街”。以后在清末民初，苏、皖、鲁、豫、鄂各省接踵来沪的穆斯林不绝如缕。他们各自有着自己相对集聚的居住与活动地块。如江苏淮阴籍的穆斯林聚居点在沪东（今杨浦区一带），而马立斯（今大沽路）一带多聚居着山东来的穆斯林。这些新来乍到的有着各地口音的不同穆斯林群体，其宗教信仰远比原来以松江为中心的古代上海穆斯林居民要虔敬。事实表明，元代由军士、商贾构成的穆斯林群体在驻足上海地区后，数百年间由于并无明显的外来移民流入，只是凭借着自身的自然繁衍，其社群的绝对规模增速相当缓慢，同时在封建的文化专制集权政治压制下，以及受到汉文化及其习俗的强烈浸润和影响，相对封闭的回民社区文化勉强维持，伊斯兰教文化基本上处于衰颓的处境，少数热心教门的有识志士也只是在“守教”的艰难状况中挣扎而已。而在近代，随着大量外来移民队伍中的穆斯林进入上海地区后，情况发生丕变，上海的穆斯林社群在绝对数量和外在影响方面都有了巨大的发展。这也正是近代上海城市的特殊环境所造成的天时地利人和，从而为伊斯兰教的振兴发展提供了绝佳的时空条件。 （二）近代上海的回族商业活动 在近代上海地区出现的由外来移民构成的穆斯林群体中，由于为生计所迫，除有作普通劳工的外，许多回族民众及手工业者，在谋生的路子选择中，大多还是从事回回传统的经济活动，如有经营皮货业，还有经营珠玉业、古玩业的，也有从事进出口贸易的，更有一些穆斯林在上海办起传统的清真行业，如经营鸡鸭熟食业、牛羊肉菜馆业或相关的清真饮食饭馆及糕点饼铺等。这样，就自然而然地在近代上海形成了有一定数量的回族商人，这些回商秉承了传统的回回善经商的优点，他们长袖善舞的经营活动，为近代上海这座远东大城市增添了特殊的活力，回商的活动，已成为近代上海社会经济史上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多种多样的回商行业，经过多年的打拼，有的还在号称中国经济中心的大上海，成长为颇具名气的老字号招牌，这也是穆斯林商人成功的历史写照。如以珠宝玉器和古玩业来看，往往在热闹的沪市马路上，人们会看到天宝斋、尚古斋、鼎古斋、尊彝斋、金才记、马长记、上海古玩市场、珠玉汇市、何厚昌、东方美艺馆、国际首饰店等著名老店，古代“识宝回回”的美誉，在近代上海的城厢中，通过各种由穆斯林商人经营的古玩珠宝玉器行业，再次得到印证，而回商内在固有的深厚历史文化底蕴，也重新得以展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