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31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7725(2008)06-0068-12 京师会馆最初出现于明初永乐年间，那时是一个安徽芜湖籍官员俞谟捐出自己的住宅，给在京的同乡官员作为聚会娱乐之所，也作为相互寄托乡情、相互劝励的场所。京师是聚集外地官员最多的地方，同乡官员建立的会馆便越来越多，当时，各地域性的会馆确实成了展示地方人文实力的一个重要基地。科举制度的全面推行无疑加快了地域性会馆建设的进程，中进士的多少被认为是地方人文兴盛与否的最重要表征。有些出现了官僚试子会馆的分化，即官僚试子会馆一分为二，有些官僚试子合为一体的会馆也确立了当考试时期试子优先的原则，会馆服务于科举考试的功能进一步提升，从会馆的早期发展状况看，“彰显人文”是会馆基本的追求。但是，在科举渐衰直至被废除之后，会馆的社会功能发生了显著变化。“参与治安”的作用日益凸显出来。这其中既包含了政府面对社会转型而更加注重对社会事务的管理，也反映了会馆功能的转化与自我定位。无论是“彰显人文”，还是“参与治安”，会馆维持良好社会秩序的努力却是始终如一的。 一、“彰显人文”与早期会馆的兴盛 （一）京师地域政治观念与会馆的建设 李景铭说：“各省之设会馆，在明代武宗、世宗时，早已有之，林璧已成进士，仍寓馆中，则会馆非仅为试子暂居之地，且可为官绅侨寓之所……明代旧制，会馆可以住女眷，亦可推知矣……居京则寓会馆，归乡则家祠堂，此守廉介家风，不唯一郡之施，抑亦一馆之荣也。”[1]清代闽县程树德说：“京师之有会馆，肇自有明，其始专为便于公车而设，为士子会试之用，故称会馆。自清季科举停罢，遂专为乡人旅京者杂居之地，其制已稍异于前矣。”[2]这里明确表明了会馆的阶段性。会馆首先是公车聚停之所，后加入服务科举的功能。清代闽县陈宗蕃也说：“会馆之设，始自明代，或曰试馆。盖平时则以聚乡谊，大比之岁，则为乡中试于来京假馆之所，恤寒畯而启后进也。”[3]两者兼顾，既显得经济，又相得益彰。像漳郡会馆，“凡缙绅先生与夫孝廉明经上舍游宦之往来，莫不送迎有礼，至有依而去，有思春秋享祀，岁时伏腊而聚膝欢呼，以故宾至如归，万里天涯犹然戚里过从也。由是百余年间，科名与宦绩并盛，冠盖绎络如织，吾郡一隅，遂甲七闽，而与天下名郡邑相雄长。”[4]这里表明会馆有两方面的基本功能：一是会馆作为同乡送往迎来的基本场所；二是会馆成为寓外人士节日聚欢的所在，它建立起的乡井氛围使人们解除了旅外客居之愁思，产生了全然回到故乡的感觉。 《异辞录》说：“京师为各方人民聚集之所，派别既多，桑梓益视为重，于是设会馆以为公共之处。始而省会，继而府县，各处林立。此等天然之党籍，较之树一义以为标帜者，未知利害奚若。在闭关时代，由座主之关系，或州域之关系，天然成为同志，谋公私利益而共守伦常大义，以辅国家太平有道之长基。较之罔利营私漫无限制者，损益相去，不啻倍蓰矣。”[5]这种倡导人文的团体，在统治者的视野里是有利于社会安定的，因而，采取的是较放任的态度。 封建官僚倡导和资助会馆的创设，使会馆成为地方经济文化实力的象征。各地会馆纷纷建成，官僚独资和合资创建会馆几乎衍成时尚。除了《闽中会馆志》中提到的“叶文忠向高、李文贞光地、蔡文恭新三相国、陈望坡尚书……皆舍宅为馆”[6]外，其他地方官员也竞相致力于此。如戴珊引陈泽州《三晋会馆记》云：“尚书贾公，治第崇文门外东偏，做客舍以馆曲沃之人，曰乔山书院，又割宅南为三晋会馆，且先于都第有燕劳之馆，慈仁寺有饯别之亭。”还有“寄园为高阳李文勤公别墅，其西墅又名李园，狄主人亿于此设宴，见姜西溟诗，其后归赵恒夫给谏吉士，改名寄园……给谏，休宁人，子占浙籍中式，被某劾之，谪官助教，久住京师，以寄园捐作全浙会馆。”[7]再有京师全楚会馆为故相张江陵之故宅。[8]四川会馆相传为秦良玉至京驻师之地，后改石芝庵，旋作会馆。[9]又如清代绳匠胡同内的休宁会馆，为明清时期北京的“会馆之最”，原是明代相国许维桢的宅第。坐落在后孙公园的安徽会馆为同治年间（公元1862年—1874年）李鸿章、李瀚章弟兄倡导，淮军诸将响应，共同购置孙承泽的别墅故地兴修而成。[10]显然，这些会馆的兴建主要靠官僚捐资。李鸿章撰《新建安徽会馆记》说：“京邑四方之极，英俊鳞萃，绂冕所舆。士之试京兆礼部者，各郡县类有行馆为之栖止，而中朝士大夫休沐盘簪，又必择爽垲建馆宇，相与燕饮为乐，若直隶、关中、湖广、江右、全浙之属，难以缕数。而吾皖顾阙然，未有兴作。鸿章少侍京邸，侧闻长老绪论谋成之而未果。今上御极之七年，西捻荡平，畿甸无事，鸿章述职入觐，暇与乡人士吏部侍郎胡公、工部侍郎鲍公等咨诹及之，佥谓兹举不可久阙。会淮军凯撤，其将领大半皖产，愿醵万金为倡，不足，四川总督吴公泊、鸿章兄弟各解赀相助；又邮书告皖人之宦于四方者，咸踊跃趋事。乃属内阁侍读江君等董其成。于是度地正阳、宣武之间，地名后孙公园，退谷别业旧址在焉。地势衍旷，水木明瑟，池馆为宜。以价得李氏故宅，廓而新之，……中正室奉祠闵、朱二子，岁时展祀。前则杰阁飞蠹，嶣峣耸擢，为征歌张宴之所。又前曰文聚堂，宏伟壮丽，东偏若思敬堂、藤间吟屋，宽闲深靓，可以觞宾。其后曰龙光燕誉者，则以侍外吏之朝觐税驾者也。迤北有园广数亩，叠石为山，捎沟为池，花竹扶疏，嘉树延荫，亭馆廊榭，位置妥帖。凡馆之中，屋数百楹，庖湢悉备。经始于八年二月，落成于十年八月，共糜白金二万八千有奇。”[11]同乡官员捐助会馆成为其报效乡里的重要手段，会馆的规模、设置，彰显着地方的人文发展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