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6522(2008)06-0104-08 甲午战争后中国民族危机加剧的进程中，民教冲突实际起了使危机提速的作用，1895年的四川成都教案和福建古田教案就是最初的信号。不过民教冲突对民教双方来讲往往是两败俱伤，得利者主要是利用传教士的血和生命勒索利权的列强政府。因此，尽管传教士与官方经常处于对立状态，但从利害原则来讲，清政府和传教士都是不愿意看到或卷入冲突而是希望防范和避免冲突的。但这一点尤其是传教士希望避免教案发生在我们研究中基本被忽略，实际上却是真实存在的。1895年在华新教传教士集体策划并实施的直接给皇帝上书行动，就是这样一个例子，这为我们了解传教士和清政府在应对教案危机上的所作所为及晚清政教关系走向提供了线索。 传教士文献显示，传教士非常重视这次上疏。①中文著述中则仅有王树槐在《外人与戊戌变法》中从维新运动角度提到此事，但基本未涉传教士上书主旨。[1]顾长声在给李提摩太写的传记中则称李去北京是“政治投机”，是个人行为，对传教士集体上书清廷未置一词。[2]所以，本文拟缀合中西史料，查考此次上书的缘由以及传教士与清廷高层对教案原因及防范教案上认识的异同，探讨其对晚清政教关系转向的影响，以补清史研究之阙。 一、起因 传教士集体上书发生在公车上疏之后。相比后者的轰动效应，这次上书规模小，影响也小，但它改变了鸦片战争以来一直由外交官代表传教士与朝廷交涉的模式，是官教直接接触的起点。实际上传教士打算直接与清廷接触由来已久，因为自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在华传教以来，传教士一直面临着一种困境——尽管有列强政府、外交官以至炮舰的支持，但仍必须依赖清的各级政府在传教现场的保护，否则后果不堪设想。然而从将近半个世纪的教案看，传教士和地方官的关系一直相当紧张，彼此抱怨不断。[3]在传教士们看来，地方官员对教案处理不力且有失公平，因此，传教士一直希望清朝中央政府能消除对基督教的疑忌、树立对基督教的正面认识，并使各级地方官员履行职责，保障传教士传教和中国平民信教的权利。 早在1890年，在上海举行的有446名传教士参加的第一次在华基督教差会大会上，传教士们就指出清政府对基督教的敌意是导致教案发生的重要原因，并提到一些官吏也希望充分了解基督教及传教士传教的目的，因此有人提议直接向皇帝上书，“说明基督教差会的性质及它们与中国政府的关系”。最后大会成立了李提摩太、林乐知等组成的七人委员会。李、林之外，另外五人是阿什莫尔博士、布劳格特博士、约翰博士、穆尔主教、沃瑞博士。委员会负责起草一份请愿书，一是表示感谢——“感谢中国政府在过去给予我们的保护”；二是“把对基督教的诬蔑之词呈送官府，指出除非查禁谣传，否则会有严重后果”，“请求政府采取有效措施，禁止谣传，并让通国知道事情真相”；三是“说明我们所信仰和传播的是什么，说明我们所到之处都在教导忠诚、和平、慈善，我们所有的工作都是为了中国和中国人民的福祉，而不是追求别的”。传教士希望这份文件直接提交给皇帝，并通过皇帝下令给各省督抚并县级官员，发布告示，以使文人学士能了解“基督教真理和仁慈的本质以及他们为中国民族最根本利益服务的倾向”。②用李提摩太在回忆录中的话说就是“解释基督教会来中国的真正目的，并要求保障宗教自由”。[4]222这个委员会后来拟了一份很长的报告。但清的政治体制中并没有类似欧美的代议机构，没有接受民意表达的常规渠道，传教士直接给朝廷上书需要解决的问题太多，而1890年正好是教案低谷，[5]32因此传教士完成上书报告后，一直没有采取行动。 但1891年在芜湖及整个长江流域，爆发了反对新教传教士的骚乱。传教士们在各种报纸上大量登载对传教士有利的声明，并且强调传教士在赈灾和医药方面所做的种种善事，竭力为教会事业辩护，但仍然感到“我们正处在一个随时都可能爆发的火山口的边缘”。1892年湖南在籍道员周汉刊播揭贴，伪造公文，鼓吹反教，在社会造成很大影响。[5]551-5541893年6月两名瑞典传教士在湖北麻城宋埠被“共殴毙命”，引起传教士的恐慌。[4]223[5]565-5661893年9月，李提摩太专门去汉口与杨格非等讨论上书事宜。不过随后的1894年又是重大教案的低谷，此事再度被搁置。[5]38甲午对日作战失利，民众把怒火转移到传教士身上。[6]1895年6月四川华阳爆发打毁教堂案，传教士纷纷走避。随后8月1日爆发福建古田教案，英国圣公会传教士史荦伯夫妇等11人被杀，其中包括数名儿童，这使传教士们大为惊慌。李提摩太写信给上书委员会的成员，敦促他们立即赴北京同最高当局接触。委员会成员一致认为必须立即采取行动，并赋李提摩太以全权，赴北京与住在当地的上书委员会成员惠志道和刘海澜协商给清廷上书事宜。李提摩太离开上海之前，参照1890年请愿书，拟了一份短稿，得到在沪美国监理会传教士林乐知等人的赞同。李提摩太还征集了英国伦敦会、内地会、美国监理会、美国公理会、美国长老会等差会的20位有影响的传教士的签名，使上书有了英美在华差会的代表性。征得签名后李提摩太随即赶赴北京上书。[7]137在请愿书上签名的20位传教士是：慕维廉、杨格非、惠志道、裴雅谷、仕文、耶十谟、林乐知、李修善、刘海澜、娄士、包尔腾、金护迩、赫斐秋、谢卫楼、史嘉乐、戴德生、狄考文、文书田、李提摩太、李佳白。[4]223 二、游说与上疏 1895年9月李提摩太抵京，发现起草1890年给皇帝请愿书的传教士布劳格特回国休假去了。传教士们商量后同意把李提摩太起草的那份文字少的报告呈交总理衙门，布劳格特起草的那份篇幅长的请愿书（装订成书籍样）同时呈送。因为两份文书都要由传教士的中国助手润饰和誊抄，所以一时来不及呈报。而此时恰是康有为及各省举子大规模上书被都察院所拒之后，李提摩太可能认为此时呈报结果难料，决定利用这段时间接近和游说总理衙门大臣，为上书探路和铺路。 当时总理衙门有恭亲王、翁同龢、李鸿藻、孙家鼐、张荫桓等八位大臣。李提摩太决定先拜访李鸿章。早在1876年李鸿章签烟台条约期间，部下染痢疾，李提摩太曾经送奎宁等药物给李鸿章。1880年9月李提摩太经过天津时，曾受邀与李鸿章见过一面。1887年李提摩太与李鸿章在烟台再次见面时讨论过改革中国教育。[4]188两人有数面之交。9月17日，李提摩太拜访李鸿章，原想请李鸿章写信，请李鸿章引荐他到恭亲王那里去，但在与李鸿章的英文秘书白梯克（美国人）谈话时，白梯克认为由总理衙门大臣翁同龢引荐更合适。白还建议他拜访翁，并建议李提摩太把过去与曾国荃、张之洞及其他高官来往的经历告诉翁同龢。9月23日下午李提摩太再次拜访李鸿章。李鸿章告诉李提摩太清廷“现在的”掌权者是翁同龢，建议李提摩太给翁同龢写一封信，说明自己已经在中国待了多年，曾经参加过赈济灾荒和民众启蒙的工作，因而对中国的情况非常熟悉，并且告以有要事求见。9月26日，白梯克邀请李提摩太在塔利饭店用餐，顺便把李提摩太介绍给席间碰到的10位翰林。9月27日，李提摩太拿着写给翁同龢的信草稿，又拜访李鸿章，并请他帮助修改信件。李鸿章与李提摩太谈了话，并就应该如何与翁同龢交谈及如何在中国官场周旋，向李提摩太提了一些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