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587(2008)-04-0113-14 引言 新政改革(1901-1911)面临的两个主要实际问题，一个是财政问题，另一个是人事问题。②在本文中，笔者集矢于后者。在思考与人事管理相关的改革时，通常关注的主要因素集中在当时引入的革新。其中，我们可以提及新式学校，也可以概括地说，就是帝国大部分在1900年之后建立起来的新式教育体制，其目的在于造就在“现代”知识专门领域受到训练的新一代官员。进而，他们被希冀填补中央和地方新设立的行政管理机构的职缺。他们接受的新式培训让他们承担起改革后的清朝官僚机构对诸如司法、财政、军队与警察、教育或公共卫生等诸多部门提出的需要履行的职责。简要地说，寻求优秀人才，这也是中国古已有之的良政的一个原则，就寄托于寻找新式人才之上了。1905年传统的科举考试制度解体大大强化了这一趋势。在20世纪的前10年里，中国的年轻人出国留学（特别是到日本），其数量稳步增加可以作为晚清“新知识与新人才热”的一个佐证。而中央与省级行政管理机构之间为了确保他们自己公务部门的人才而诉诸争斗则是这方面另一个典型例证。③ 在此我所做的观察是源于一个略有不同的视角。不管革新是体制上的还是教育上的，我没有就其本身进行分析，而是聚焦于传统京城行政管理人员及其改革过程中的命运。实际上，该时期显著的一个方面就是官僚群体本身即新中央机构运行所依赖的主要人才库(main main-d'ocovure reservoir)依然存续着，至少在1911年以前他们从未跟上新的培训。这一状况可能显示这样的论点，即只有革命才能引起彻底的人事变化所需要的白板(tabula rusa)效用（即使情况果真如此，人们仍会对此持有怀疑态度）。与此在逻辑上相同，即改革过程本身依然也会产生一些有趣的结果。在此，我想要重点指出的是中央管理阶层的持续臃肿。本文最后一部分将会集中在1910年发生的两件事情上。第一件是（当时不太）新的民政部之低职人员和部长之间的交恶，发生在那一年的春夏之交。第二件是在1909-1910年全国范围的中央考试之后，民政部举行的内部考试。这两个事件都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实际上，第一件事由于围绕层级晋升而争斗还被人们认为是荒诞可笑的。尽管如此，这两个事件却还是具有启迪作用的。就一般观点来看，他们表明了改革的新中央官僚体制中官职竞争的高度持续性，即明证了改革并未改变将官僚仕途作为获得声望和权力之方式的吸引力。而且，第一个事件通过揭示甚至在最低阶层最小的晋升机会都会被认为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还证实了当时对人事的期望。正如我们（下文）将要看到的，交恶的结果可以说使这些期望保持了活力。但这没能掩盖这样的事实，即改革后的行政管理体制并没有比传统的行政管理体制更适于实现个人的意愿。 因此，一考虑到这两件事，就过度臃肿之痼疾而言，人们就会说改革是重蹈覆辙。或者用一种更激进的表达方式说，改革根本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从一般改革的视角来看，这种评述对他们并不公平。大量或新或旧的研究表明新政改革直接导致了在许多领域里都发生了重大变化。④在这种得失攸关的情形下，亦发现此否定性观点是错误的，因为这些事件的发生都是源于当时中央管理阶层组织引入的一些重大革新。事实上，就此问题更确切地说，与当时解决那些中央各部吏役提出的现实问题的方式有关。因此，我通过本主题的一些相关内容表述来展开讨论。 一、京城书吏——是否流氓？ 任何以书吏和改革前京城各部吏役为中心的讨论大概都应该从下列未加掩饰的事实开始：关于他们知之甚少。⑤就我们所知道的可以做出如下简要的概括。与官员相比不同的是，书吏构成了官僚机构中从地方招募的部分。至少从理论上讲，他们没有通过传统形式的考试。因此，他们的职位没有被列入中华帝国官僚机构中的九品。正因为如此，他们没有资格享有俸禄。他们所能获得的唯一酬劳是饭食银。⑥在京城行政管理中，书吏可见于各部所有分支机构和下属部门。他们在那里辅助官员料理日常行政事务。概括地说，他们被认为是行政管理“文书”专家；他们负责文件与档案的接收、登记和进一步递呈到相关部门；还要求他们如式准备文件，包括起草以及最终修改文件；通常他们还要负责所属部门的档案管理。 简言之，尽管他们对官僚机器的顺利运行极为重要，但他们的责任看上去却微乎其微。另外，这些人只很少地出现在正式管理规章中。这个制度显然没有赋予他们多大价值。然而，这个事实不必然使他们成为流氓。此外，“流氓”不是对在晚期帝国资料所普遍反映的加以揭示的过激之辞。在高官和杰出文人的笔下，书吏看起来是未受教育的卑贱小人。由于政府的实际权力集中在他们的手中，他们唯一感兴趣的是利用他们的职权捞取他们的个人利益，腐败透顶，祸国蠹政。因此，根据这些描述，他们即使是流氓，但却也是官僚机构中不可缺少的一类人物。 我没有去详尽地考察晚期帝国传统文献中涉及书吏与差役的大量陈词滥调。⑦但却有必要尝试揭开其隐匿于似是而非的事件下的至少部分事实。 事实 书吏在帝国后期提出的问题当然是研究关注的焦点，且绝大部分都在地方行政管理层面的意义上与其相关涉。⑧一些关于京城书吏的最为详尽资料见于詹姆斯·柯尔(James Cole)关于绍兴的著作。他就这一主题的研究源于晚期帝国广为流传的观点，即这些人都来自于环绕绍兴市的两县之一的山阴县（浙江）。⑨事实上，直到帝国终结时期这些观点还很流行。例如，20世纪初一位日本观察家服部宇之吉(Hattori Unokichi)在关于京城书吏的记述中也提及此事。下面评述就主要取自于他的观察。⑩我按批判书吏的权力垄断与腐败这两条主线来安排其观察结果的表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