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6，F129.9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583-0214（2008）10-0079-11 本文所说的黄河上游区域主要是指清朝时期的甘肃，1929年甘肃分治后的甘肃、宁夏、青海三省。同治元年（1862年），当中国南方太平天国运动接近尾声的时候，在西北爆发了以回民为核心的反清事变，这次反清斗争的中心在陕西和甘肃（包括甘肃所属的宁夏府、西宁府）。关于这次反清斗争，由于受“革命范式”的影响，长期以来，学术界对这次回民事变研究的重点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事变本身的研究，如事变的原因、经过、性质、人物等①；一是对左宗棠镇压这次事变及在西北作为的研究②。但同治回民反清事变对黄河上游区域社会经济所产生的深刻影响却鲜有专门研究。本文不再描述回民反清的过程，只对回民事变后黄河上游区域人口、回民人口及居住环境与社会经济的影响等几个主要问题进行论述。 一 黄河上游区域人口锐减 我们先来看这次回民事变前的甘肃人口情况。乾隆年间是甘肃人口的发展高峰，乾隆十四年（1749年）达到570.9万；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达到1153.7万；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达到1506.8万。此后，甘肃人口增长出现了低迷或停滞，直到同治元年（1862年）回民反清事变前夕甘肃的人口为1547.6万[1](p135、136、150)。曹树基的研究对此进行了修正，他“以嘉庆二十五年的数据为基础，根据2.5‰的速度回溯”，所得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人口为1591.8万（比清朝政府统计数字多了85.2万），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为1781.6万（比嘉庆二十五年的户部清册多了248.7万）。按照曹氏的修正，同治元年甘肃的人口达到1945.9万[2](p431～432)。本文涉及黄河上游区域的人口数字仍然以清中央政府的统计或地方志的记载为参考。 发生在同治年间的回民反清事变，一个最严重的后果就是甘肃人口锐减。同治年间西北的回民事变和东南地区的太平天国起义不同，它夹杂着十分复杂的民族矛盾，因此这场战争在某种程度上演变为回汉民族之间的大屠杀，即在同治期间黄河上游区域发生了许多回汉民之间报复性的屠城、屠堡、屠村事件。 平凉城位于甘肃东部，是著名市镇，有甘肃“旱码头”之称，也是回民集聚区。陕西回民事变后，在籍巡抚团练大臣张芾被杀，其孙子张某在平凉任职，趁机报复，“他借口御回，就调动左近团练。而团练惑于‘见回不留’之谚语，于是就大杀没罪的回回”[3]，导致了回汉民族在平凉的大规模冲突。回汉大规模的冲突发生后，平凉回民投靠了宁夏回民领袖马化龙。同治二年（1863年）八月，回民再次攻破平凉府城，“官员死节者百余，士民死者数十万”[4](卷47)。这次劫难后，“平凉数万户仅存百四十七户”[5](正编卷20)，死者既有回民，也有汉民。 固原位于平凉至宁夏的交通要道上，是一个回汉杂居的地方，同治元年正月初一被屠城。事变发生在大年初一，回民将城内“汉人全行杀尽，尸皆以火烧化”[6](p374)。这次屠城，固原“城内官民男妇共死者二十余万人”[5](正编卷20)。 同治二年十月二十四日晚，宁夏府城被屠[7](p112)。这次屠城，宁夏府城“汉民十余万被屠殆尽”[8](卷31)。在回民军被镇压后，宁夏地方乡绅调查在回民事变期间宁夏府“前后殉难官绅商民人等约有三十万之多”[5](正编卷23)。 这样的屠城事件在甘肃各地都有发生，特别是清军进入陕西后，迫使数万陕西回军及家属进入甘肃，加剧了甘肃的回汉民族冲突，许多府、州、县城被屠。同治二年八月，狄道城被回民攻破，“居民逃避不及，多被残杀”[7](p111)，有资料表明，被屠居民达十余万之众[4](卷47)。陕西回民起事后，华亭当地回民“尚爱家乡，不甚残毒”，但“同治二年十一月……及陕回入境，无所顾惜，焚杀残于土回十倍。华亭从此丘墟”。同治七年（1868年）春夏期间，回民军“北来攻城四次，乡镇民屋焚杀殆尽，遗民数百悉逃莲花台”[9](卷3)。同治二年十月，马化龙率回军攻打灵州城，“城回内应，城遂陷，屠戮二万余人”[8](卷31)。同年，巩昌府“城内回民二千余人，俱为汉民杀尽”[6](p366)。同治四年，肃州“士民遇害者万余”[5](正编卷21)。同治五年八月，回民军攻陷巩昌府城，“大肆焚杀，而陇西十余万生灵尽作釜中之鱼”[5](正编卷21)。同年，陕西回军与靖远回民里应外合，攻陷县城，“汉人死者男妇约十万”[5](正编卷21)。同治六年四月十二日合水县城被回军攻破，“人民杀毙饿死者十有六七，是年七月十二日城又陷，贼由东城壕入，人民逃尽，止余空城。八年七月知县廖绍铨到任，多方招集，城内只有二三十家”。[10](卷下) 在回民事变中，一些乡村民众到县城避难，在城破后一同被屠杀，如在渭源，回民曾两次攻掠渭源，但都没有敢攻打县城，老百姓以为县城是安全所在，“可徙居之。城中骤增居民万千，市巷充阗”。同治三年二月，县城被破，“屠毒生灵以数万计，满城官员皆死之”[1](卷6)。同治七年，镇原“四乡堡寨攻陷无遗，而县城独全，盖四乡之人逃出虎口者，生后入城避难，其守城最得力，其历时亦最久，久则怠矣”。三月初九日，县城也被回民军攻陷，“全城糜烂，死者不知其数”[12](卷17)，城内逃难人口大部被杀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