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6.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8）09－0081－18 七、《国闻报》与百日维新 通观晚近以来的中国改革运动，与报刊的关系均十分密切。甲午战败之后，康有为及其弟子梁启超、麦孟华等率先在京师成立强学会，创办《万国公报》（后称《中外纪闻》），介绍西学，鼓吹变法，后来又创办了《知新报》。严复则利用天津的《直报》屡屡发表充满新意的政论文章。尤其是梁启超与汪康年、黄遵宪等人在上海创办《时务报》，宣传国势危迫，呼吁采用西法，改弦更张，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时务报》介绍西学，屡发新论，在中国近代新闻史上留下了光辉的篇章。 自从光绪二十三年十月，严复等人在天津创办了《国闻报》，其议论使人耳目一新。该报在鼓吹新法、号召民众方面的作用，愈来愈显得与众不同。当百日维新进行之际，《国闻报》则取代了《时务报》，成了变法运动中支持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重要舆论工具。之所以出现这种转变，主要是因为《时务报》的主持人汪康年无法抵制张之洞、梁鼎芬等人的思想影响，与康梁等维新派人士隔阂日深，步调未能一致；在《时务报》奉旨改为《昌言报》之后，康有为等与汪康年之间出现了争夺该报领导权的斗争，严重影响了《时务报》在变法运动中宣传作用的发挥。 《国闻报》由于距京师近在咫尺，而且许多京师维新志士，如梁启超、谭嗣同、张元济等人，与报馆的主笔夏曾佑关系密切。他们将京师所发生的重大事件，以及朝廷动向，源源不绝地向天津通报。因此，《国闻报》能及时全面地反映维新变法的进展，将改革运动的成就及挫折不失时机地向全国传播，真正成了康梁维新派的喉舌。这种作用在以下几个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 （一）大张旗鼓地宣传中国所处的危迫局面，阐述变法刻不容缓。譬如戊戌春季，发生了德国侵略军亵渎山东即墨县文庙事件，康有为、梁启超、麦孟华等鼓动在京师会试的各省举子，纷纷向朝廷上书，要求责问德国，保卫孔教。《国闻报》围绕此事件，于戊戌闰三月十六日发表了《拟上请办德人拆毁孔庙呈稿》以及梁启超号召举人签名的《公启》，[1](184期,闰三月十六日) 数日后该报又在“国闻录要”中连续登载了《江苏举人为圣庙事呈稿》、[1](187期,闰三月十九日) 《江苏淮安府举人公递都察院呈稿》等文章，[1](190期,闰三月二十二日) 连续报道京师举子纷纷上书的情况，在知识分子中起到了轰动效应。 与此同时，康有为等人为了鼓动京官投身于变法运动，先后在京师南横街的广东会馆召开保国会，号召京官们奋起保国救亡图存。 《国闻报》紧密配合维新志士在京师的活动，为变法救亡大造声势。该报于戊戌闰三月二十三日刊发《京城保国会题名记》，首次刊布了与会者岑春煊、陈虬、徐仁镜、阔普通武、王贻谷、杨深秀等人的名字。次日，再次刊布《京城保国会题名记》，将刘鹗、宋伯鲁等人的姓名见诸报端。[1](191、192期,闰三月二十三、二十四日) 二十九日，又刊发《书保国会题名记后》。[1](197期,闰三月二十九日) 《国闻报》刊布名单，是为了证实京师有爱国之心的京官参加保国会，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四月初三日该报再次刊登《论保国会》以及《闻保国会事书后》，并于四月初十日开始接连登载“南海康长素工部”在《保国会三月二十七日第一集上的演讲稿》、《闰三月初一日保国会开会第二集演说大意》以及浙江举人陈虬等请总署代奏《变法自强力保大局，请求立会折稿》。数日后，又在“京师新闻”《会事续闻》中，发布了皇上支持保国会，而不理会潘庆澜、李盛铎等御史弹劾保国会的奏章。[1](213期,四月十六日) 《国闻报》这些连篇累牍的文章，大大长了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的志气，在读书人中间传播了以西学而更张旧法的观念。它旗帜鲜明地站在改革派一边，使该报成了名副其实的改革派的喉舌。① 《国闻报》对康有为召开的保国会的积极态度，与《时务报》形成鲜明的对比。《时务报》对此的报道，远远不如《国闻报》积极主动。其原因则是汪康年受到了张之洞、梁鼎芬等人的制约。汪康年于戊戌闰三月二十五日，收到梁鼎芬从武汉发来的信件，该信要汪康年拒绝刊载康有为的保国会活动：“致时务报馆汪穰卿：康开保国会，章程奇谬。闻入会姓名将刻《时务报》，千万勿刻，至要！鼎芬。”[2](P1911) 梁鼎芬对保国会的立场，不仅仅代表他一个人的意见，这种看法与张之洞对康有为的态度显然是不谋而合的。或者梁鼎芬此举，就是在执行张之洞的指令。张之洞、梁鼎芬等人与康有为等人格格不入的立场，严重影响了《时务报》在变法高潮中作用的发挥。 （二）《国闻报》为改革派张目，及时全面地报道维新志士的重大变法举措及其在京师的重要活动。 首先，对于百日维新的头一件大事废除八股取士的报道，即大大振奋了改革派的斗志。在维新派再三请求之下，光绪皇帝冲破刚毅等守旧大臣之阻挠，五月初七日，《国闻报》在“上谕恭录”栏目中，刊布了光绪帝颁发的“著自下科为始，乡会试及生童岁科各试向用四书文者，一律改试策论”。[1](234期,五月初七日) 两天之后，该报又在“国闻录要”中，进一步刊布了皇帝废除八股曲折过程的新闻。其文曰： 《改科宸断》，八股取士，习非所用，本月初五特奉上谕，改试策论。风闻中外耳目一新。有京友来函：此次改科谕旨，初二日业已拟发，以枢臣、礼臣，均谓兹事重大，请从长计议，是以暂缓降谕。皇上锐意维新，力排群议，以为非得人才，不足以图富强；而非改科目，不足以得人才。遂于五日特涣轮音，明告天下。六百年来相沿积习，毅然决然，断自宸衷，一旦弃去。非圣人其足语于斯乎。[1](236期,五月初九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