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6.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8）07－0095－15 19世纪末，帝国主义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德国发兵侵占胶州湾，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沙皇俄国亦蠢蠢欲动，企图将侵略魔爪伸向旅顺大连湾。英在长江，法在两广，日在福建均各有所图。中国已经拉响了瓜分豆剖、亡国灭种的警报。在此危急存亡的关键时刻，天津地区的维新志士，点亮了一盏光芒四射的明灯，号召全国上下奋起变法，力图救亡，这就是在晚清报刊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国闻报》。 然而，对于《国闻报》的研究目前还很不充分。诸如该报之创建过程，谁是《国闻报》的真正主人，严复扮演了什么角色，为什么后来又挂上了日本的旗号，戊戌之后《国闻报》命运如何等等重大问题，长期以来，人们并不清楚。 自2002年以来，我们在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进行了调查研究，颇有收获。尤其是该馆藏有一套完整的档案，其名曰《新闻杂志操纵关系杂纂——国闻报（在天津汉字新闻）》。① 本文拟围绕中日两国档案，对《国闻报》内部若干重要问题予以讨论。 一、《国闻报》出现前夕国内政局之特点 《国闻报》成立，适逢中华民族危机非常严重之时。当甲午战争的硝烟在神州上空尚未完全消失之际，以严复为代表的天津地区有维新变法思想的知识分子，由于处于这场战争的前沿，已经从切身经历中感受到了古老中国面临着日益严重的危机。 这种危机感主要体现在严复的几篇著名论文中。随着《直报》的创刊，严复连续发表了《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原强续篇》、《救亡决论》等五篇论文。在这些文章中，严复以犀利的笔锋，痛陈中华民族面临着被列强瓜分的厄运，指出中国唯一的出路就在于改弦更张，采用西法。严复在《论世变之亟》中揭示出中国当时的形势之危：“盖自秦以来未有若斯之亟也”，“夫士生今日，不睹西洋富强之效者，无目者也。谓不讲富强，而中国自可以安；谓不用西洋之术，而富强自可致；谓用西洋之术，无俟于通达时务之真人才，皆非狂易失心之人不为此。” 严复还利用近代西方社会政治学说，从社会制度上寻找阻碍中国进步的原因，把批判的矛头直指中国两千年来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他在《辟韩》中尖锐指出：“夫自秦以来，为中国之君者，皆其尤强梗者也，最能欺夺者也。”“秦以来之为君，正所谓大盗窃国者耳。”正是他们这伙大盗，“坏民之才，散民之力，漓民之德”。 严复的这些论说，抨击时弊，振聋发聩，在神州大地引起强烈反响。 两年以后，当德国帝国主义侵占胶州湾事件发生后，国内局势动荡，俄国企图利用《中俄密约》在中国攫取更多利益。因此，中国的维新志士在丁酉、戊戌之交，对于俄国的侵略野心十分警惕。不少人认为应该联合英日，对抗沙俄。以梁启超、谭嗣同等人为代表的生活在南方的维新志士，很早就有这样的主张。康有为于胶州湾事变之后，几次上书都强烈表达了这种思想。而生活在北方的严复、王修植等维新派人士，亦与康梁之意见不谋而合。他们从内心深处憎恶俄国之阴谋诡计。在封疆大吏中，即使是甲午战后首倡与俄结盟的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亦有联合英日、抵制俄国的政治倾向。 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出现这种政治倾向绝非偶然。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沙俄挟干涉还辽之功，一方面在清廷上层进行渗透，物色自己的代理人；另一方面则勾结德国，密谋策划，贪婪地在中国攫取利益。尤其是德国悍然出兵侵占胶州湾之后，沙俄的侵吞旅顺、大连湾的野心，已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因此，在长江流域执掌政柄的刘坤一、张之洞已逐渐觉醒，认为那种“一意依俄，可保二十年太平无事”的主张，无异于白日做梦，与虎谋皮。他们这种联合英日的主张得到了康有为、严复等维新派的赞同与拥护。其二，这种政治倾向的出现，与日本外交官及参谋本部人员，在华宣传策动亦有很大关系。日本为了自身侵略利益，多方面在华活动。他们一方面极力揭露沙皇俄国蚕食中国的阴谋，一方面鼓动与英日结盟。尤其是日本参谋本部派遣神尾光臣与宇都宫太郎等在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周围充当说客，陈明利害，产生了很大影响。他们不但在封疆大吏的衙门里昼夕密谈，深谋策划，而且还利用一切机会，向江浙、湖广等地关心时事的知识分子施加影响。 他们的言论，在那些立志改革之维新派中间，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日本女子大学的久保田文次与吉良芳惠教授，向笔者提供了几份宇都宫太郎向参谋本部的报告，报告如实地记述了他在武汉期间数次会见张之洞、谭嗣同，宣传其政见的情形。[1] 当然，宇都宫太郎的报告，只谈到了他会见谭嗣同等人的具体时间与地点，以及彼此交谈的简单内容。宇都宫太郎并不了解，他的鼓动具体产生了何种成效。然而，谭嗣同却很快将这种观点在维新派内部扩散。与谭嗣同情同手足、亲密无间的挚友唐才常，很快又将从谭氏那里听到的宇都宫太郎的论说，撰写成文，广为传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