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龢”:华夏思想之大原

——孕育于祭祀文化下的思想意识

作 者:

作者简介:
蒋广学,1940年生,南京大学思想家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原文出处:
江海学刊

内容提要:

从“和”的角度来审视中国文化的价值,此字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天人“和”、人人“和”、君之德与天命“和”。它植根于黄河中下游中原原始的和早期的农耕经济所孕育的祭祀文化、礼乐文化。“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的经济特色,使中华先人特别关注天人关系、人与人关系,以及天与代行天命者的君后之关系。在此背景下所产生的祭祀文化,表现出对天的敬畏,对祖的恩报,以及对“君”、“后”意志的屈服。然而,随着文明脚步的前进,对天命的敬畏,部分地转变为对天道的信守,从而产生了“和”天人的信物——“禾”;用于祭祀仪式的豊、龠不仅用于敬天祭祖,同时也用于冠礼、婚礼、葬礼,乃至士礼、军礼、乡饮各项活动中,随着人际交往的扩大及增多,虔诚的古典宗教文化,有相当一部分便转变为移风易俗的世俗文化,于是便产生了“和”人人的礼乐。大量“覆宗绝祀”(用现代语来表示就是“亡国灭种”)的历史教训,使“代天行命”的君王(“后”)认识到自己也是被天所“监”的对象,所以以德“和”天的观念也滋长出来。于是,人与天和,求丰收;人与人和,求太平;君德与天命和,求永祀。这种“天人和合”的思想,就成为从祭祀文明向礼乐文明过渡过程中重要的思想成果。这就是华夏文化的思想之根。


期刊代号:K21
分类名称:先秦、秦汉史
复印期号:2009 年 0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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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始及早期农耕经济与古代祭祀文化

      罗素《西方哲学史》在分析作为西方思想文化之源古希腊文明时,曾从形成这一文明的地理环境入手,指出:希腊人的祖先“首先进入希腊群岛和小亚细亚,然后进入西西里和意大利的南部,他们在这里建立了城市,靠海上贸易为生。希腊人最初便是在这些城市里作出了对于文明的崭新的贡献;雅典的霸权是后来才出现的,而当它出现的时候也同样地是和海权结合在一起的”①。海权就是出海从商权,开始有海盗式的掳夺,久而久之,必以商取利,故物权观念、贵族间的平等议事观念也就此滋生。罗素从地理条件的角度论述一种文明的特征,是从古希腊就开始提出而在16世纪之后兴盛起来的地理环境决定论。在东方,日本学者最早接受了这一理论,梁启超在亡命日本后,认同这一观点,在他写作《论中国思想变迁之大势》时,便以黄河流域所形成的几大平原为背景,论及了华夏民族注重“天人相与之道”的特征。

      像其他各文明民族一样,华夏民族也有只知其母而不知其父的母系社会阶段。作为一个文明民族,华夏不是起于“姓”而是起于“氏”。②氏表明了父权社会的确立。相传,华夏人的祖先有筑屋为巢的有巢氏、燧木取火的燧人氏、以牧而食的庖牺氏、尝百草而种五谷的神农氏、制工艺的共工氏、造车载物的轩辕氏等。虽然是传说,但大体上反映了华夏祖先文明进化的大致过程。还有一种传说,认为庖牺氏为黄帝,神农氏就是炎帝。而有文字记载者,学术界公认的最早的一篇典籍《尚书·虞夏书·舜典》说:帝曰:“弃,黎民阻饥,汝后稷,播时百谷。”“汝后稷”,意为你是主管农业的“帝”,因而也就是所谓的“穀神”。这说明:华夏民族在进化到很早阶段时,农耕经济就成为主要的经济形式了。

      

      对自然力量(“”)产生敬畏之情,既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表现,也是文明低下的产物。即使到现在,我们还说“靠天吃饭”,在上古时代自然力对于农耕经济的制约是可想而知的。明天就要收获的一季庄稼,夜间一场大雨就成为鱼鳖之食。人们对天怎能不产生敬畏呢?

      在中国古人的观念中,“天”一方面是指日月星辰及其它们所运行的太空,即英语的对应词sky,但它绝不仅仅如此,它还是能包藏万有、产生万象的universe,是万有、万象之根(cause、origin)。而文明之初,由于人们智力水平的限制,无法认识这个引起人们旦夕福祸的根究竟为何物,于是就将它视为神——“”。⑥那时,“绝天人之通”,人与神相隔,所以,人们发掘殷墟所找到的甲骨文,大多数是卜辞,卜就是向天问意。以占卜的形式向天问路,仅仅是敬畏天的一种表现,而普遍的、“举国上下”的,则是郊祭活动。《左传》:“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书》与《诗》中载有大量的对“天”的敬畏语句。“皇矣上帝,临下有赫。监观四方,求民之莫。”⑦(《诗·大雅·皇矣》)“惟天监下民,典厥义。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民中绝命。”(《尚书·商书·高宗(武丁)肜日》)⑧这是“天治主义”。这种天治主义,是由农耕经济中农作物对自然力的依赖关系而引申出来的思想政治原则:敬仰天,听从天意,乞求上天来保佑自己及其子孙。

      

      “天”是一种自然力量,对自然天神的敬畏,很快延伸到对地祇乃至榖神的崇拜。土地神为社,榖神则为稷。华夏祖先设坛祭祀社、稷的时间很早。《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记载了魏献子与一位名叫蔡墨的史官的对话,这位史官说:“有烈山氏之子曰柱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弃亦为稷,自商以来祀之。”由于各氏族部落纷纷建庙设坛祭祀土地神“社”、穀神“稷”,社稷后来竟变成了祭祀文明背景下“国家”的代名词。《左传》一书,社稷89见,有时是指国家,有时是指国家举行郊祭活动时的场所。这充分说明农耕经济对祭礼文化深刻而重大的影响。

      这里,我们就开始解释“稷”与“祭”这两个字。古代,以部族首领主持的最为重要的活动是祭天、祭地、祭日、祭月的郊祭活动。郊祭不仅与农时相联系,如冬至阳气乍起,南郊祭天神;夏至,阴气渐生,北郊祭地神。徐中舒释甲骨文稷字时说:“(祝)字所从。后讹为,故《说文》稷之古文作为。《说文》:‘稷,也。五谷之长。’”在当时情况下,主管穀物生产的“后稷”自然也被作为祭祀的神祇了。段玉裁注有一段话说:“社者,五土总神,稷者,原隰(湿地)之神,皆能生万物者,以古之有大功者配之。句龙有平水土之功,配社祀之;稷有播种之功,配稷祀之。”(13)这说明:中国最重要的祭祀活动是在农耕经济的背景下发展的。“后稷”即榖神在三代之前就被供奉;而周朝的祖先“弃”,对于发展农业生产特别有功,所以后来“后稷”居然成了“弃”的专名。不仅如此,他们还用稷所做的食品作为祭品,来报答这位祖宗。《诗·大雅·生民》是一篇追述周人始祖后稷事迹的诗。其中有一段:“诞降嘉种(蒋按:《说文》作嘉谷),维柜(黑黍)维秠,维穈维芑。恒之秬秠,是获是亩;恒之穈芑,是任是负,以归肇祀。”还说:“诞我祀如何?或舂或揄,或簸或蹂,释之叟叟,烝之浮浮。”看来,用稷做成的食品来祭祀穀神“稷”,已经深入到人们的世俗生活,成为表达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祭祀地祇榖神,实是对天敬畏的延伸。“天”字是中国人心中最让人敬畏的字。所以,《说文》在解释天的时候说:“天,颠也。至高无上,从一,从大。”而段玉裁注进一步发挥道:“至高无上是其大无有二也,故从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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