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让传说流行于先秦时期，影响很大，是学术界长期讨论的课题，许多学者都对此进行过深入的研究，提出各种不同的看法，对弄清这一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作出了贡献。自20世纪末以来，又陆续出土和刊布了新获得的战国竹书，引起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重新关注，有不少学者都撰文讨论。对其真实性，目前多数学者的意见渐趋一致，认为禅让当源自上古时期流行的首长选举制度，有一定事实依据；而关于其传说的起源，意见尚存分歧；至于与此密切关联的其他学术问题，则少有学者做深入的探研。 笔者以为，禅让传说属远古之事，无明确的文字记载，故于其事之有无，不能得出确凿结论，且学者在这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没有再行讨论的必要。本文主要从学术思想史的角度，将新刊布的战国竹书资料与传世文献结合起来，对禅让传说的起源与流传情况及其与学派兴衰的关系等方面进行考察，以期对这一问题有一个较为全面的了解，供学人参考。 一、新出禅让说文献的学派归属 关于禅让传说，以前学者多认为它起源于儒家或墨家。儒家起源说的主要根据，是禅让传说较多地记载于《尚书·尧典》及其他儒家典籍中。①20世纪30年代，顾颉刚先生最早对这一问题进行专门深入的研究。他最初认为，禅让传说是儒家由尊贤的主张而鼓吹出来的；②既而又改变观点，于1936年发表《禅让传说起于墨家考》，认为禅让传说乃墨子所创，再由墨家传入儒家。③此说一出，在学术界引起不小的波澜。与顾先生持相同观点，认为禅让传说起于墨家的，还有童书业、杨宽、刘起釪等先生。④ 除儒、墨两家之外，也有学者认为禅让传说普见于《论语》及战国儒、墨、道、法各派的论著中，应至迟是春秋以来就已流传的古老传说，“实无法确论其究出于某一学派”。⑤ 20世纪末，自荆门郭店与上海博物馆藏的战国竹书出土和刊布以来，由于有了新资料，又引起不少学者对禅让传说进行探讨的兴趣，其间发表了不少利用考古资料探索禅让说起源的论著。廖名春以郭店楚简《唐虞之道》为依据，认为尧舜禅让无疑起于儒家，是儒家仁学的精华。⑥李存山认为《唐虞之道》“显示了先秦儒家在战国时期崇尚‘禅让’制政治理想、反对父子相传之‘家天下’的昂扬思想风貌”，但又认为“崇尚‘禅让’制曾经是先秦儒、墨、道等家一致的思想”。⑦丁四新认为，禅让说与禅让传说是两回事，前者指有关禅让的学说，而后者只是一种历史传说；作者还以《唐虞之道》为依据，认为禅让说起源于儒家，而禅让传说的起源要比禅让学说早得多：它既不起源于儒家，也不起源于墨家，而应是“源于先民们不断重复的历史记忆”。⑧裘锡圭对《唐虞之道》、《子羔》、《容成氏》等记载禅让的新出战国竹书作了深入研究，他也认为尧舜禅让是一个广泛流传的上古传说，绝不可能是战国时代的某一学派所创造出来的，⑨并认为禅让说既然在战国中前期的特殊情况下风行一时，儒、墨等家都大讲禅让说，似乎就不必再去追究谁最先讲了。⑩ 总之，目前学术界对禅让传说起源的看法尚存分歧。笔者以为，以新出资料和相关传世文献来看，儒家与禅让传说的关系最为密切。下面试以新出文献的学派归属为切入点，对这一问题进行讨论，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探究禅让说的流传及其对学派兴衰的影响等问题。 目前所见记载禅让的新出先秦文献有《子羔》、《唐虞之道》、《容成氏》三篇，(11)关于这三篇的学派归属，学者意见大略如下。 由于《子羔》记载孔子与学生的问答，有“子曰”，所以学者意见比较一致，认为该篇属儒家。多数学者也认为《唐虞之道》属儒家，(12)但由于篇中没有记载孔子的言行，故也有一些不同看法。李学勤以为，《唐虞之道》“虽有近于儒学的语句，但过分强调禅让，疑与苏代、厝毛寿之流游说燕王哙禅位其相子之一事有关，或许应划归纵横家”。(13)笔者以前也曾对《唐虞之道》作过考察，认为该篇的“六帝”应即《墨子》所说的“六王”，该篇是带有墨家色彩的著作，“其作者至少是兼习儒墨之学的”。(14)《容成氏》叙述古史，由于没有明显的儒家观点和词语，故其学派归属比较难于把握，不同意见相对多一些。赵平安认为《容成氏》篇中禹以前讲禅让的一段，体现了墨家兼爱、尚同、非攻、节用的思想，启以下讲述征伐的一段，汤立伊尹、文王佐纣，同样体现了尚贤、尚同和非攻的思想，汤伐桀、武王伐纣也属《墨子·非攻下》所说讨伐有罪之国的“诛”，所以该篇反映出明显的墨家思想倾向，应为墨家作品。(15)姜广辉认为，《容成氏》提炼和渲染“不授其子而授贤”的意义，反映出战国时期思想家的一种“问题意识”，应属战国百家言。该篇从思想倾向看应属儒家作品，但从文风看却又不能排除其属于纵横家的可能性。(16)罗新慧认为，《容成氏》与《唐虞之道》宣扬的禅让学说“应当是战国时期百家思想融会的一个典型。它以儒家思想为主，而在形成的过程中又吸收了其他各派理论如墨家、道家等”。(17)裘锡圭认为，《容成氏》用叙述历史的体裁，所属学派尚难确定。(18)郭永秉认为《容成氏》提到“其生易养也，其死易葬”，接近墨子的节葬思想，倾向于主张该篇属于墨家。(19) 总之，上举三篇新出战国竹书的学派归属，除《子羔》外，关于其余两篇尚有一些不同看法，目前仍有必要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再作考察。 （一）《唐虞之道》 如上所述，笔者先前曾认为该篇含有墨家思想，但后来参考相关论著，并经过进一步考察，主张它应为儒家著作。篇中虽极力鼓吹禅让，与传世儒家文献有异，但主体思想还是属于儒家。最为明显的，就是其中的“爱亲尊贤”与《礼记》、《大戴礼》等儒家文献相合。《唐虞之道》：“尧舜之行，爱亲尊贤。爱亲故孝，尊贤故禅……孝，仁之冕也；禅，义之至也。”《礼记·中庸》：“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大戴礼·少间》：“文王卒受天命……亲亲尚贤。”相互比较，《唐虞之道》同传世儒家文献均讲爱（亲）亲尊贤，与《中庸》一样将爱亲归为仁之根本，将尊贤归为义之根本；二者显然源于同一儒家学说。《中庸》相传出于子思，(20)由此观之，《唐虞之道》可能与子思学派有一定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