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是二十四史的最后一部，也是历代官修正史中编纂用时最久的一部。从清顺治二年（1645年）开局诏修，到乾隆四年（1739年）书成刊印，阅时达95年。撰修期间，凡四次开馆，五换监修，七易总裁，撰修官更进进出出，见于记载的将近百人，其进度旋快旋慢，写写停停，一波三折。史稿改动也较大，从编修人的底稿，到主编的删削增润，以及后续主编的再次加工改动，内容和体例都会有不同程度的变化。因此有人说，《明史》也是官修史书中最难产的一部。惟其部头大，用时久，其间人事复杂，内容多变，留给后世的问题也相对较多。 一 《明史》研究的发轫及其发展阶段 《明史》书成之后，当时就得到学者们的肯定，如赵翼指出：“自欧阳公五代史外，辽史简略，宋史繁芜，元史草率，惟金史行文雅洁。叙事简括，稍为可观。然未有如《明史》之完善者。”① 钱大昕、包世臣、李慈铭等也都对明史多所揄扬。但《明史》的缺陷也不是没人看到，对于在撰修过程产生的史稿和后来的官方定本，学者们都有一定的批评，如礼亲王昭琏就指出：《明史》稿于建文诸臣指摘无完肤，而于永乐靖难诸臣颇多恕词，“盖心所阴蓄，不觉流于笔端。从古佥壬不可修史，王司徒言未可非也”②。陶澍也说：王鸿绪于吴人每得佳传，于太仓人尤甚，而于他省人辄多否少可，“几无是非之心”。此为论史稿之失。魏源的《书〈明史稿〉一》、《书〈明史稿〉二》两篇文章，同意礼亲王和陶澍的观点，批评《明史稿》，未能革除“《宋史》以来人人立传之弊”，兵、食等志“随文抄录，全不贯穿，或一事有前无后，或一事有后无前，其疏略更非纪传可比”等 ③，并在自己撰修《海国图志》时，正面指责《明史》的种种失误。④ 但是，毕竟批评本朝官撰史书，还是多数人所畏忌的。 对《明史》的认真研究与评论，当是在清亡之后。其契机是20世纪初的议修清史。1914年清史馆正式设立，为了提供借鉴，刘承斡于1915年即编集刊刻了《明史例案》，内收清代编修《明史》的诏书、上疏、信札、移文、凡例等，把当时可以找见的关乎《明史》纂修的文献搜罗殆尽，为日后的《明史》研究提供了集中的资料。 稍后，专门的研究成果也相继问世。《中华小说界》于1915年和1916年连续刊登《〈明史〉稿本》和《万季野修〈明史〉》两文，是今见20世纪最早的《明史》研究文章。此后，陈守实发表《明史稿考证》（《国学论丛》第1卷第1期，1927）和《明史抉微》（《国学论丛》第1卷第4期，1928）两文，前者专门探讨王鸿绪《明史稿》和万斯同《明史稿》的关系，后者着重于批评《明史》定本的缺失。 《明史》研究的兴盛首见于20世纪30年代。黄云眉《明史编纂考略》（《金陵学报》第1卷第2期，1931）和李晋华《明史纂修考》（哈佛燕京学社，1933）二文的发表，标志着系统研究《明史》的开始。前者按《明史》撰修的阶段并分“史料”、“史才”、“体例之订定及编纂之方法”等专题；后者分十部分，包括四朝诏谕、朝野学者之建议、纂修中之三时期、历任纂修各官姓氏、纂修各官所拟史稿考、《明史》因袭成文之例证、《明史》诸本卷数比较表、钦定《明史》与三修《明史》人名地名改译表等十个部分，都对《明史》的编纂过程作了详细考辨，论述了《明史》修撰的背景和存在的诸多问题，并对以前的一些疑问，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这时，对于具体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明史》稿本，特别是万（斯同）稿与王（鸿绪）稿的评价问题。围绕王鸿绪是否攘窃的问题，一时俊彦硕学纷纷参与，柳诒徵、孟森、吴晗、张须、侯仁之等大家，都在报刊发表了相关文章。这个讨论的余波，延及40年代。 在专门的史学史著作中，对《明史》也给予重视，魏应麒（重庆商务印书馆，1941）、金毓黻（重庆商务印书馆，1944）的《中国史学史》都用一定篇幅论述了《明史》的问题。 1949年以后， 《明史》研究在港台继续进行，黄彰健发表《明外史考》（《史语所集刊》1953年第24卷），李光涛于1958年发表《论乾隆年刊行之明史》（《大陆杂志》1958年第16卷），都是对以前争论不休的稿本问题的继续研究。此后有包遵彭裒辑资料，编辑了《〈明史〉考证抉微》（台北学生书局，1968）和《〈明史〉编纂考》（台北学生书局，1968）两本书，集中了自20世纪初至20世纪60年代的主要研究论文，其于《明史》研究的贡献可与民国初年刘承乾刊刻《明史例案》相埒。 此外，这一时期港台《明史》研究还有一项非常有价值的成果，即黄彰健的三篇考证文章《〈明史〉纂误》（1960年）、《〈明史〉纂误续》（1966年）和《〈明史〉纂误再续》（1967年），发表在台湾《史语所集刊》上，对《明史》内容上的错误纠正甚多。 而在大陆，在1949年以后的将近30年的时间里《明史》研究陷于沉寂，几无佳作。 进入新时期以来，同整个学术研究一样，《明史》研究也在大陆兴盛起来。由李庆的《论〈千顷堂书目〉和〈明史·艺文志〉的关系》（《中华文史论丛》第59辑，1978）和李洵的《〈明史·食货志〉的编纂学》（《中国史研究》1979年第3期）二文发轫，《明史》研究论文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迅速增多。特别是黄爱平连发二文——《王鸿绪与〈明史〉纂修：王鸿绪“窜改”、“攘窃”说质疑》（《史学史研究》1984年第1期）、《万斯同与〈明史〉的纂修》（《史学集刊》1984年第3期），重新把王鸿绪是否攘窃的问题提出来，并作了颇有说服力的论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