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画家群的“新方位”

      对西方“新画派”① 的有关知识与研究，在新文化运动以后的中国美术界已陆续出现，但由于当时的社会背景和政治气候，发源于西方的现代美术未曾引起人们更多的注意。20世纪30年代后，随着诸如决澜社、中华独立美术会等具有前卫色彩的西画社团② 的涌现，西方的现代派美术及思想开始逐渐引起人们关注。显然，不同的社会状况会产生各种不同的艺术，基于西化思潮的散播和都市化的生活方式，知识分子的激进化对艺术界形成了较大影响。就像机械化的社会生活必然会产生立体派的艺术一样，未来派的画家也似乎把一切人物、风景都当作机器一样来看待，因此，在画面上表现出来的全是物体的速度和动感。此时期的中国美术界，在对艺术的审美趣味上发生了转向，19世纪西方的那种趋于现实特点的写实派绘画渐渐对中国艺术家失去了吸引力，取而代之的是对现代艺术思潮的追求。当时的学术界已经敏感地意识到了这种变化，1930年的《东方杂志》中有学者撰文描述了这种状况：“近半世纪以来美术上忽然发生了奇怪的现象，即现代西洋美术显著地蒙上了东洋美术的影响，而千余年来偏安于亚东的中国美术忽一跃而雄飞于欧洲的新时代的艺术界，为现代艺术的导师了。”③ 该文认为较可靠的证据是印象派和后期印象派绘画的中国化。印象派以前的西洋画一直恪守客观世界的规则，而后印象派以后，现实主义的“客观模写”已然变为了心灵的“主观表现”，在这一点上，“主观表现的、自我高扬的艺术的最高范型，非推中国美术不可”④。中西美术观念在此时达到了高度的契合。在这股思潮推动下，崇尚超现实主义的梁锡鸿、李仲生在参加了决澜社的第一回美展后于1933年赴日留学，由于受日本“独立美术协会”的影响，他们主张以纯艺术立场反映时代，以当代西方的超现实主义艺术为效法对象。梁锡鸿联络李东平、赵兽、曾鸣等人，在东京成立了“中华独立美术研究所”（1934年），并不断发表文章和美术作品，向国内介绍西方现代艺术，尝试把日本“独立美术会”的精神移植到中国。

      一、超现实主义美术在中国的最初展开

      1934年在日本东京成立的中华独立美术研究所，是具有强烈现代派色彩的西画社团，同年4月，留日学生李仲生首先入选了日本的公募展览。5月至6月间，梁锡鸿、赵兽等人开始积极酝酿成立中华独立美术协会。为了对抗民国政府6月间在上野公园东京府美术馆举办的“中华留日学生美术展览会”，7月31日，赵兽、李仲生、苏卧农、黄浪萍、李东平、方人定、杨荫芳、曾弈、梁锡鸿、白砂等十人在东京神田区神保町东京堂画廊⑤ 举办了“中华旅日作家十人展”，《艺风》杂志刊登了“十人展”的艺术家合影（图1）及部分参展作品，包括苏卧农的《幽禽》、李东平的《花与蝶》、曾弈的《牛眠州》、杨荫芳的《兔》、黄浪萍的《弄姿》（雕塑）、梁锡鸿的《黄衣少女》、方人定的《果熟》、李仲生的《肖像》、赵兽的《颜》等。日本的美术杂志《水绘》也报道说：“据说中国的洋画有直接学习西欧的人和通过日本学习的人，这几位应该是后者吧。看来受到日本洋画影响的作品是相当多的。”⑥1934年末，曾鸣与梁锡鸿在东京创办了中华独立美术研究所，该所有学生六十余人，中国画家在国外设立研究所可说是由曾鸣、梁锡鸿创始⑦；与此同时，他们在广州也创办了同样的研究所。

      

      图1：中华旅日作家十人展合影（白砂缺席），原刊《艺风》杂志，1934年7月

      

      图2：中华独立美术协会会员，原刊《独立美术》第1期，1935年（图片来源：广东美术馆开馆十年庆特展）

      1935年1月10日，中华独立美术协会在东京宣布正式成立，据日本《画室》杂志载：“一月二日以梁锡鸿、李东平、曾鸣、Andre Bessin（安特白霜）、赵兽五氏为中心的洋画团体成立（图2），正在为举办上海、广州等地的第一回展而准备。”⑧ 《艺风》杂志对此也有详细报道：“留日学生梁锡鸿、李东平、曾鸣、Andre Bessin（安特白霜）、赵兽等于东京创办新洋画团体，定名为‘独立美术协会’，在东京日比谷山水楼发表宣言……”⑨ 选择日比谷举行成立仪式有着特殊的意义，因为五年前日本的独立美术协会曾在这里发起。1935年2月，中华独立美术协会在广州净慧公园省立民众教育馆三楼举办了“第一届独立美术会展览会”，这次展览采取了公募的方式，据说有一百六十余件作品参选，而入选的已有三十余张⑩。展览还特别邀请了广州地区丁衍庸、关良、吴琬等人参展，并展出了夏加尔、毕加索等欧洲名家的作品（印刷品）。展览过后，李东平评价说：“……那回展所给予南中国洋画坛一个莫大的冲动和影响，在死沉空气下的广州画坛得有新的活跃。”(11)

      然而这次展览并不尽如人意，据吴琬回忆：“……这种未尝见的新作风，在一般人看来，实在是莫名其妙，展览的结果，引不起什么反应，这就证明了广州绘画界的消沉。”(12) 这些追求独立、向往与世界现代艺术同步的画家在当时遭受了冷遇，但他们仍旗帜鲜明地宣扬超现实主义美术，意欲以“新的绘画精神”为中国现代艺术运动推波助澜。同年5月份，独立会画家们在《独立美术》上发表了协会的宣言：“我们需要的是新时代的绘画，所以在这新绘画精神下所趋向的各主义和主张是（相互）尊重的。我们专以创作的自由与独立为社会文化之前卫向一般公众去着力……”(13) 他们的执著受到了肯定，7月间，日本的《美术》杂志发表了对“独立会”评价较高的文章：“民国初年法国学院派被引入，中华民国方始渐次有新鲜地呼吸。对于现在的中华民国来说，新运动、新主义的昌盛，可以说是不期而遇的。”(14) 文中说李东平是最出色的新野兽主义作家，曾鸣为夏加尔现实主义者，梁硕鸿（梁锡鸿）属于野兽群画家，赵兽是超现实主义作家，吴麦康是追随赵兽流派的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