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中国社会的总体结构，包括经济技术、政治思想、文化艺术发生了重大变化。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和中国本土的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以城市为基地，塑造出了丰富的商业文化，在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过程中，城市化与城市大众文化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19世纪中期以后，广州、香港、上海等新兴城市有了与北京、南京、苏州、扬州等传统城市越来越不相同的城市面貌，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和中国本土的民族工商业资本势力共同构建出了现代城市的公共空间和具有现代性的城市文化。与传统社会以贵族、官僚、地主、农民、手工业匠人为主体的文化孕育出的传统美术形态不同，城市文化作为以市民为主体的大众文化、通俗文化和流行文化，孕育出现代性的美术形态。正是在现代城市的公共空间和具有现代性的城市文化环境中，中国美术的现代转型得以发轫和开展。 社会的基本层面是处于底层的草根平民，民间草根文化是社会最基础的文化堆积。社会风气的变化往往从社会底层的草根平民层面开始，社会文化的转型首先是社会基础草根文化的转型。新的城市生活空间和市民生存方式构建出追逐商业利益、追求金钱消费的城市大众美术，城市大众美术背离了传统社会文人士大夫主导的审美取向，从而使中国美术进入了现代性的境地。大众美术作为与精英美术异质的美术形态，既有着与精英美术相脱离的俗雅之分，又成为精英美术得以实现的动力和资源。社会大众美术与学院精英美术的互渗与互动、精英美术与大众美术边界的跨越与提升，是20世纪中国美术现代转型过程中值得注意的现象。 延续与变异：1840年前后广东的外销画 商业贸易是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族群交往的重要路径。商业活动不仅是物的关系，亦是人的关系；商业活动不只是物的流动，亦是人的流动；商业活动既是经济的活动，亦是文化的活动。15世纪西方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欧洲各国纷纷开始规模浩大的航海活动，前往海外寻求财富，以实现资本主义原始积累。1513年即明正德八年葡萄牙船队抵达广东珠江口外的屯门，4年后获准在广州登岸。1535年即明嘉靖十四年，明王朝政权正式允许外国商人进入澳门贸易。1557年即明嘉靖三十六年外国商人获准在当地建屋居住，澳门逐渐发展成为唯一允许外国人定居并从事商业贸易的中国口岸。大批中外商人前往澳门互市，澳门与广州构建出珠江三角洲海上商业贸易最重要的通道，几乎垄断了16世纪中期以后中国的对外商业贸易。至清代，广州城市日益繁华，中外商贾云集，称为“十三行”的中国商人代表朝廷管理海路邦交和贸易事务，对外贸易成为清廷的重要财政，广州十三行成为“天子南库”。随着中外贸易的发展，西方各国通过行商在广州设置商馆，外国商人在商馆居住和办公，同时也作为驻华贸易与外交的办事机构。被称为“十三夷馆”的外国商馆是十三行对外商业贸易特区的组成部分。1715年即清康熙五十四年，英国东印度公司首先在广州设立商馆，此后法国、荷兰、丹麦、瑞典等商馆相继设立。外国商馆前面竖立本国国旗，标明国籍，在中国土地上展现出异域的风情，西方文化透过商业贸易的管道渗入中国。 在中外商业文化交流的同时，中国本土不同地区商业文化的交流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开展。明清时代以长江三角洲地区（以下简称长三角）为中心的江南地区经济文化发达，长三角和珠江三角洲地区（以下简称珠三角）的经济文化交流增多，富庶繁华的长三角为广东民众仰慕，城市商业文化亦弥漫于苏州、杭州等江南城市。上海开埠以后，大批广东商人到上海从事商业活动。粤商经营洋广货铺，贩卖的基本上都是进口的外国货物及南方货物。作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的《沪江商业市景词》写道：“广洋杂货粤人开，灯镜高悬布匹堆。排列繁多装饰丽，五光十色映楼台。”① 粤商将广东的西洋风习带到了开埠不久的上海。长三角与珠三角的文化交流和传播极大地推动了粤港澳地区和上海城市商业文化的发展。 中外商人在经营茶、丝和其他大宗商品贸易的同时，不少工艺品如瓷器、漆木家具、绘画亦销往海外。广州城南珠江对岸被当地人称为“河南”的地方成为对外商业贸易的基地，不少民间画师、画工在“河南”居住，亦有十三行巨商在“河南”岛修造别墅。行商在“河南”创办瓷器彩绘作坊，专门从江西景德镇将素身的瓷坯运到广州，聘欧洲画家指导，雇佣工匠学习西方绘画技法，或以洋画技法绘制欧洲市场热销的瓷器，或按照外国商人的来样加工。这些采用西洋绘画工艺与材料加釉烧制的彩绘瓷器，称为“广彩”。在制作瓷器、漆器、家具等外销工艺品的同时，对神秘东方充满了好奇的西方商人和游客希望把中国的印象用艺术品的形式带回欧美各国。为了满足市场的需要，一批中国画师和画工用纸、绫绢、画布、玻璃镜、象牙等材料，水粉、水彩、油画等中外绘画技法，绘制大量以中国风物为题材的商业画，专供出口，人们称这类绘画为“贸易画”或“外销画”。 19世纪广东外销画创作和销售兴盛，在众多外销画家中有称为“史贝霖”（Spolilum）、“啉呱”（Lamqua）、“新呱”（Sunqua）、“庭呱”（Tingqua）、“煜呱”（Youqua）、“同呱”（Tonqua）、“小同呱”（Tonqua Jr.）、“富呱”（Foiequa）、“奎呱”（Foieqqua）、“发呱”（Fatqua），以及“南昌”（Nam Cheong）、“文昌”（Wha Chong）、“永泰兴”（Wing Tai Hing）等从事外销画创作的画家或画室、画店。根据法国游客的记述，道光十五年（1835）广州十三行一带从事外销画活动的画店有近30家。② 外销画有的以宫廷及历史事件为题材，更多则描绘南中国的事物，描绘市井风情，或记述农业劳动和家庭手工业过程。外销画描绘中国民众的生产劳动和生活场景，一些表现茶、丝等中国特有商品工艺过程的绘画具体而真实，为西方人模仿生产提供了直观的图像。除描绘人物风情、生产劳动、技艺制作等场景外，还有许多肖像画作品。外销画的绘制既满足了西方人了解中国的愿望，亦延续发展了中国民间的绘画传统。这一时期一些西方画家如钱纳利（George Chinnery）等人来到中国，有的西方画家定居澳门和香港，他们采用西方绘画技法，画出了不少以南中国风物为题材的写生作品，与传统中国绘画迥然不同。西方画家新的绘画题材、绘画技艺与审美趣味使中国的画师、画工有了新的艺术感受。注重写实的民间画师、画工更对外来画艺产生了极大兴趣，他们积极主动学习西方绘画，以迎合日益扩大的国内外市场的需求。不少西方画家的作品直接成为中国民间画师、画工临摹的对象。中国画家通过直接复制或仿照改绘钱纳利和其他西方画家的作品，制作成适合描绘、面向市场的外销画，受到了顾客的欢迎。这些绘画脱离了“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写胸中逸气”的传统文人趣味，而题材的选择、表现的手法和审美的趣味也都反映出了市井世俗平民的艺术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