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苏珊·桑塔格第一次访问中国。后来，她在《论摄影》一书中谈到中国的摄影时说：“他们的社会是围绕着一个单一的、理想的观察者建构起来的；照片则为这一‘大独白’尽它们的一份绵力。”①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大独白”，而且是一个其时封闭的国家面向自身与外部世界的“大独白”？手边正好有一本1963年出版的日文版摄影画册《中国摄影选集》(日文为《中国写真选集》，北京外文出版社，以下简称《选集》)，也许可以用来加以检视。此书共收入一百多张摄影作品，根据序言，《选集》所收的是“1949年以来的优秀作品”。因此，《选集》也可以视为是一个考察1950与1960年代中国摄影的较有代表性的文本。它出版于1963年，可以认为代表了当时中国希望国外了解中国现实的动机与心理。从书的读者对象看，应该是日本读者与有日语阅读能力的华侨与外国人。当然，因为《选集》以照片为主，语言障碍其实已经被图像本身所克服，因此它更是一个面向世界的视觉宣传样本。而它所建构起来的影像世界，应该就是一个当时中国的宣传工作者们所认可、满意的国家形象。根据“外事无小事”的原则，此书作为一本国家宣传的对外出版物，在编选上应该有比对内出版物更为周全、周密的考虑，因此也更具备研究1960年代国家形象建构的文本价值。本文尝试通过对《选集》的分析，考察国家如何通过照片(观看)来建构与想象，同时通过对这些照片的解读来解码国家话语的视觉修辞手法。 1963年，从意识形态看，是红色中国在意识形态方面走向更为激进的一年。《中共中央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开始于这年9月，中共以这种方式与苏共展开公开论战。所谓的三年困难时期刚过，国家似乎要抛开死人无数的大饥荒阴影走向下一个阶段。就在当年1月，上海的“左派”柯庆施、张春桥等提出了要“大写十三年”，并以内容是否写了建国十三年来检验作品是否符合社会主义文艺的标准。而到了1963年，中国的政治宣传文化，经过从延安时期到建国后的十四年间的反复锤打，其话语与手法其实也已经完全确立。 在《中国摄影选集》的编者前言里，编者说： 中国摄影艺术的历史较新，从起步到今天也就数十年的时间。然而，其经历的道路并不平坦。在旧中国，摄影艺术为少数人所独占，而且因为是为少数人服务，所以它的发展非常缓慢。而今天，这个情况发生了根本的改变……近几年来，摄影家的人数大量增加，各地的报社、杂志社、通讯社、出版社等也拥有了包括为数不少的女性与少数民族出身的人在内的摄影师。他们的足迹遍及国内的各个角落，工作范围非常广泛。业余摄影爱好者的增加也非常显著。业余摄影爱好者把摄影与提高自己的水平视为丰富人民文化生活的最佳手段……新中国的摄影艺术，在沿着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前进的同时，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因此，摄影家服务的对象广泛，更何况创作领域有巨大的拓展，结果则极大地刺激了摄影家的创作积极性。这十多年间(指建国到此文写就)，摄影家们创作了大量的作品，从各自的题材与视角，以各自的形式与风格，一面创造生动活泼的艺术形象，一面记录了中国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与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这些作品也是揭露帝国主义、支持民族独立运动、保卫世界和平的有力武器。即使是喜欢拍摄风景、静物、花鸟的摄影家们，也充分发挥各自的特点，创作出了充满生机的作品。 与当时国内的有关文艺创作的言论相比，这篇序言看上去政治火药味不算浓厚，显然意识到了对外宣传上的“内外有别”原则。而且，序言更强调突出的是“摄影创作”的活跃与成果丰硕，而淡化国家意志与意识形态对于文艺的控制。 现代国家的构成包括了政治制度与机构、专政机器、阶级构成、领土、国际环境、个人的自由与权利保障，以及公民的社会参与等方面。但其中有些方面摄影无法呈现，有些或可间接呈现。而《选集》则尽其所能，通过精心选择的画面与图片编辑，将国家可视化。《选集》大致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来建构中国形象。这些方面包括了社会主体(工农兵与其他社会阶层的人士如知识分子，以及作为国家未来的接班人少年儿童等)、现代化建设、风景名胜、国家军事活动、多民族国家、文化体育生活与小品创作等。 作为一本对外宣传品，国家的阶级构成，新的社会主体，定义了国家的性质与社会制度也必须将其可视化，以此求取海外读者对于中国的基本认识。《选集》中有相当篇幅表现了工农兵形象与他们的工作情景。工人阶级作为领导阶级，作为社会的主体当然在画册中要出现，而且要有足够分量。田原的《炉前工》(1959年)可能是《选集》中刻画工人形象最为浓笔重彩的一张。这张照片在国内发表时标题为《炼钢能手李绍奎》，但在这本《选集》里，标题改为《炉前工》，只是说明此人的职业与工种。这么做也许更符合对外宣传的“规律”，因为国外读者可能对具体细节没有兴趣。钢铁工人这个职业，在当时可以说是国家现代化进程中最前沿的、也是最具科技含量的职业之一，钢铁工业也属于当时最具生产力与科技水平的行业之一。因此，这个钢铁工人的形象，既定义了工人阶级的产业先进性，也图解了国家对于现代化的想象与肯定，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这张照片的拍摄情景设定于炉前出钢的时候。人物形象年轻英俊、充满活力。他的脸上汗流满面，表明炉前高温的艰苦工作条件。但是，他的表情非常开朗，充满了喜悦。拍摄者以此表现一种“主人翁”心理与国家对于工人阶级的评价。当时所有表现英雄模范人物的视觉作品，人物往往处于情感表现的两极，要么怒火冲天，要么满脸幸福。这张照片也一样，以近景特写的构图，来突出画面主人公的主体地位，但对被摄对象的内心世界的刻画简单，表情也公式化。为了塑造好工人形象，摄影者在灯光运用上极尽能事。照片中的用光在极力渲染现场感的同时，也强调了某种戏剧性效果。强烈的轮廓光把工人的头部形象与手和周围环境隔离开来，使之富于立体感。低角度的主光使得他的脸部形象被照得结构分外鲜明，复杂的布光还使滴滴汗珠产生一种晶莹剔透感。拍摄角度则取仰视，以求形象的高大，也给出了一种雄伟气势。而大光圈在虚化了背后的灯光使之成为光斑后，也使得照片更增添了一份浪漫色彩。同时，这种大光圈手法也虚化了工作环境。这种手法，既突出了主体，也使主体失去了被观众结合其工作环境作进一步审视的可能。在塑造工人这个新的社会主体形象方面，从手法看，这张照片堪称典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