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伦理道德的文化天性，总在社会生活的每个维度进行着话语实践。就士人而言，追求“修”、“齐”、“治”、“平”；就学术而言，舍伦理学外无学问，舍人生哲学外无哲学；就学术领域而言，文学主张“文以载道”，史学崇尚“春秋笔法”，教育学要求“传道、授业、解惑”。这种文化向度强化了学人的社会使命感和责任感，却也忽视和淡化了学术本体和艺术规律，将其变成了伦理的传声筒。当然也有例外，古人一致推许“晋字”为书法最高圭臬，今人则认为“魏晋风度晚唐诗”为古代最风流者，即舍弃了伦理的功利性，而直追艺术的审美性。 当下社会转型，经济转轨，文化多元。艺术尤其是国画、书法，伦理的功利性大大地隐遁或消解，艺术审美性的泛化激起了创造和探索的热情。有人大声疾呼，国画姓“国”，书法姓“书”，都贵在有“法”。在一些国展、个展中多写意、行草，却不见工笔、唐楷的身影，也有人痛心疾首。因而，结合道家对言、意关系的深刻思辨，认识艺术的法、意之理，仍然是当前艺术学研究中历久弥新的一个话题。 先秦开始，各家都注意到“言”、“意”这一对概念，只是对两者关系的理解稍有差异。儒家主张“立言”，孔子认为“言以足志，文以足言”(《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孟子承认“知言”(《孟子·公孙丑上》)，但他们也意识到言、意之间并非完全一致。《易传·系辞上》认为“书不尽言，言不尽意”，主张“立象以尽意”，《论语》、《孟子》中便多有以形见理的表达。只有道家尤其是庄子，对二者的关系作了最深刻的阐释。其《天道》篇即借“轮扁斫轮”以说明：“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言、意的功用有何不同呢？《秋水》篇谓：“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致意者，物之精也。”其意是：就客观物象而言，“言”可以直观描述其粗浅的外表，“意”则可以微妙传达其精微的本质。至于克服“言”、“意”之间的矛盾，《外物》篇云：“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在先秦诸家中，对言、意之间关系作这样深刻精微论述的，舍道家其谁？ 艺术创作要静观万物而驰骋想象，熔炼万象而传达领悟，此中精意妙机，确实很难以言尽说。为之，陆机《文赋》曰：“轮扁所不得言，故亦非华说之所能精”，刘勰《文心雕龙·神思》以为“轮扁不能语斤”，为“至精而后阐其妙，至变而后通其数”。他们都推许庄子的言意之辩，认为是对艺术规律的破的之论。 无疑，艺术创造有个体的自由选择，更有对社会召唤的应承，自觉实现对人心与公意的浸入、驻守和构造，反之就成了雕虫小技。但艺术之所以为艺术者，就是要“指与物化”、“以天合天”，传达作者对天地自然、宇宙社会新颖、独到、富有审美价值的感悟，构成充满灵智的思想和深厚感觉以及完善的言语形式、默契融合的艺术世界。因而，与言意相关，中国古代艺术理论也出现了对物与我、形与神等概念和范畴的思辨和论述，都突破了伦理的樊篱，对艺术规律作了更深刻的理解和准确的把握。 艺术门类不同，对形、意关系的处理就不相同。但无论何类艺术都要求以形达神。形之与神，若皮之与毛，锋之与利；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锋之不存，利将何来？这种形，是运用不同的艺术手段所创造出来的艺术的自然之形。 只有书法尽管不能无形，但其形与其他艺术之形，具有完全不同的建构。陈振濂教授在《书法美学》中谈到：绘画等艺术创作都是“三部曲”，即先观察生活的自然之形，再创造具体可感的艺术的自然之形，借此以传达作者对天地自然、人类社会的体味和领悟；只有书法创作是“二部曲”，书法家要观察三峡荡桨、担夫让路、惊蛇入草，体味锥划沙、屋漏痕等生活的自然之形，但进入书法创作，却要借助笔墨线条，传达书家从自然原形之中领悟到的生活哲理和艺术韵味，给欣赏者以审美的感受。书法家的领悟来自于表象，却现之以抽象或曰意象；欣赏者的感受来自于抽象，却调动自己的生活经验还原于形象或曰具象。 老子倡导“大象无形”，绘画等艺术都借助不同的艺术手段，创造具体可感的“有形”以再现“大象”；只有书法尽管“无形”却有“大象”。从“二王”看似抽象的笔墨线条中，却可领悟到魏晋风度的潇洒风流；从颜鲁公纯然质朴的笔墨线条中，却可感受到忠臣烈士的凛然正气。这就是中国艺术最高、最微妙的特质。中国传统艺术的魅力，就在于此。 应该说，书法的所谓“无形”，是指其笔墨线条并不再现艺术的自然之形，要借助用笔、结字和章法，以传达书家对艺术和人生哲理的体味和把握，创造意象。接受者透过书家对点、横、撇、捺的不同处理，领悟到的也是蕴含于其中的意象。古今最受推崇的就是所谓的书卷气、金石气等。 国画、书法的笔墨线条当然要有“法”，国画有传统的皴法、泼墨法等，书法之法则体现在用笔、结字和章法之中。其法，当然有共性，但更有个性。同是画竹，文与可和郑板桥之法就不相同；同是狂草，怀素与张旭的笔法也各异其趣。只是这种个性，不是信手涂鸦，不是随意为之，而要体现艺术的基本规律。其法，更有时代性。同是画马，韩幹与徐悲鸿就表现出不同的时代精神。晋有晋法，唐有唐法，宋有宋法，显然不能陈陈相因。唐人将书之法尤其是楷法发展至极致，似乎成为万古不易之法。但是，宋元人却回避了这种法而另辟蹊径，重在传达自己之意。明清书家如钱南园者对颜楷亦步亦趋，则被讥为“奴书”，等而下之则沦为“馆阁体”。后人公认“唐诗晋字汉文章”，正是因为晋字之法中有韵有意在。那是古今书法家追求的最高目标，它透出的是法中之意韵，是艺术的灵魂和生命。其思想本源，则是道家的言意之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