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吴中生活对王世贞书法思想的影响

作 者:

作者简介:
熊沛军,肇庆学院 文学院。(肇庆 526061)

原文出处:
肇庆学院学报

内容提要:

王世贞是有明一代最出色的书论家之一,他在吴中的生活经历对其书法思想的形成有非常大的影响。吴中生活对他产生影响主要有三个方面:其一,吴中地区博雅的文化传统;其二,王氏家族;其三,与吴门书家的交往。


期刊代号:J7
分类名称:造型艺术
复印期号:2009 年 0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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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J292.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9-8445(2009)01-0048-05

      作为明代中期文学复古流派“后七子”中之重要代表人物,王世贞不以书名,或为其诗文名声所掩,或其书在当时的吴门书派中尚不能称一流,世人不以其书为重。但王世贞却是有明一代最出色的书论家之一,鲜明的崇古倾向是王世贞书法思想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特征,王世贞的书法理论也常常被称为“复古书论”;但王世贞并不反对“自立门户”,他还强调自成一家和“变”的价值,重视继承和创新两个方面的意义;在书法学习上,他主张以“悟”作为学古而不为古役的超越,还要求书家兼善各种书体、多种风格,从而达到集大成的目的。考察王世贞书法思想,可以发现其形成深受王氏生平经历、思想观念与处世心态的影响。

      王世贞,字元美,号凤洲,又号弇州山人、弇州生、弇山居士、弇山人、天弢居士、天弢道人。嘉靖五年(公元1526)十一月初五日出生于南直隶苏州府太仓州(今江苏太仓)。从王世贞出生到嘉靖二十六年(公元1547)22岁时考取进士,试政大理寺左寺评事,入京做官止,王世贞在太仓生活了22年。自22岁中进士,到65岁致仕,在其43年的官宦生涯中,真正在外任职的时间只有不到22年,仅占其官宦生涯的一半,而另一半时间一直闲居于吴中。吴中生活对王世贞影响非常大,大致说来,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吴中地区博雅的文化传统

      清以来论明代学风者,往往认为明人浅陋,学子皆束书不观,徒耗精力于科举,刻书复草率,故刻书而书亡,明人不学,遂成为口实①。然而明代学者,自有博雅一派。如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十五云:“南峰喜著书,其所撰次,有宋史、有奥囊手镜、有皇明文宝、有地纪诸编,其帙皆数百卷。凡例既备,采摭详博。”[1]而苏州地饶多贤,俗好博雅,尤为当时之特色。明人著作中便多有以“博雅”一语称颂吴中地区士风特征者,如吴宽称吴中名士李应祯、刘珏等能文善艺均用“博雅”一语②。又如王鏊述吴中人士能一反“拘儒曲士”陈习,而注疏楚辞、表彰文学的行为,亦云是“博雅”君子所作为[2]。在这里,“博雅”君子是与限于科举范围的所谓“缝章之士”相对称的,也正是根据自己所关注的吴中经验,王鏊提出了“于科贡之外,略仿前代制科或博学宏词之类,以待非常之士,或旁通五经,或博极子史,或善诗赋,兼工书札,不问有官无官,皆得投进”[3]的破牖之论。其实,“博雅”一词所涵盖的范围是更为广泛的,除了上文已涉的之外,还包括了如对蓄书、博古、清玩、书画,甚至各种杂多知识类型的兴趣,从而显示出吴中文人生活的特殊趣味,也是其生活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吴中前辈文人中,王世贞对沈周、祝允明、文征明的博学都非常钦佩。在《吴中往哲像赞》中对三人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沈石田先生周……先生博学,无所不通。喜为诗,其源出白香山、苏眉州,兼情事、杂雅俗,当所意到,訾亹不得休。书法双井,矻矻未化,至丹青之学,久而天下愈宝之,以为北苑、巨然、徐熙父子复出,胜国诸贤勿论也。[4]

      祝京兆先生允明……先生天质颖绝,读书目数行俱下,于古载籍靡所不该浃。自其为博士弟子,则以文辞称,而不能致深湛之思,以故雅郑时揉错。然至成弘际名能复古者,先生盖先登矣。书法魏晋、六朝,至颜、苏、米、赵,无所不精诣,而晚节尤横放自喜,故当为明兴第一。[5]

      文衡山先生……读书恒至丙夜,而以其才傍及诸艺文及书绘,皆精绝。先生所严事故吴尚书宽、李太仆应祯、沈周先生,而友祝允明、唐寅、徐祯卿,吴、徐工古文、歌诗,吴又能书,李、祝工书,祝又能古文、歌诗,沈、唐工绘事,又能歌诗,而皆推让先生,以为不可及。[5]

      王世贞推重三人之处,一是其人读书之多,二在于其诗文书画之兼善。王世贞从这样的角度评价自己所欣慕的三位前辈,实际上也是对吴中士风传统的一种认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对于吴下文风,王世贞颇为不满,认为是“如阊门小儿、闹肆器具,错丽万状,不过一泥水胎耳,不直一钱也”[6]。他认为,这样的文风与大明王朝的历史地位殊不相称,说:“明兴,高、文二帝鼎卜二都,双垂若日月,开辟元秽,百七八十年来,彬彬之治亡论迈汉唐矣。即吴、蜀偏季尚有太冲、孟阳诸君子赋之,兹何寥寥也!”[7]相反,王世贞对吴中书法的评价却极高,他在《艺苑卮言》中说:“天下法书归吾吴,而祝京兆允明为最,文待诏征明、王贡士宠次之。”[8]在《弇州四部稿》卷一百三十一又说:“国朝书法尽三吴。”

      从上述评价来看,王世贞极为重视吴中文人对书画艺术的兴趣与擅长,书画在他所认识的吴中“博雅”传统中占据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王世贞在晚年发现,吴门书法在隆庆和万历年间已经逐渐停滞不前了,他认为这是年轻一代的书家不思进取、不善学习的结果:

      迩来文待诏擅名吴下,纷纷奴书,令人厌开眼,丈夫宁为鸡口,无为牛后,惜哉![9]

      黄惇认为,王世贞在评论古代书法的同时,“特以对当代书法家的批评为己任”[10],确实是很有道理的。王世贞自知不善书,无法担当起振兴吴中书法的重任,但他希望通过对书法作评论,影响吴门书派的追随者,从而使吴门书法再次走向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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