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书法发展呈现价值的多元和取法的多样，我更愿意把对当代书法的发展理念，维系在帖学的价值取向上，因为帖学中蕴涵了太多民族审美的基因，坚守着帖学内部的价值，并用新的精神阐释着时代和个性风度，我坚信帖学还有很强的吐纳能力，当代“新帖学”的出现可以视为一个信号。因为帖学的精神，从无法到有法的锤炼，再到随心所欲的一笔徒手线，我们意念中所表达的一条极为平常的线，从表现升华到自觉，往往是一条生命之线，应该说在这一笔之中，延续着最终达到一种超脱的平静。近些年来，我主要是对魏晋以来“二王”体系书风进行全面的梳理、学习，并对唐人书风通过对其笔意、线质、章法的转换来表现，力求古为今用。我们学习书法的手法可以是传统的，但我们对书法的理解与认识可以是全新的。 “破”与“立”的关系 在书法发展的历史过程，“破”与“立”的关系，始终绕不过传统与当代的问题，也就是传统取舍的问题，我们清楚传统与经典是前人精神创造、技术锻造的凝聚，有其空间扩展力与时间穿透力的话语范本。对于后人来说，经典总是先存的，是属于过去时态的文化遗存物，所以面对经典的咀嚼，实际上就是后人对传统的一种“体认”，经典的价值与权威性，就在这不断地“体认”中生成或消失、增长或衰减。在这个意义上说，经典的生命力便不仅取决于它切入社会和人生的广度与深度，同时也取决于体认者什么样的审视眼光。如果你是优秀的接受者，在自身时代精神价值、心灵抒发的需要，对经典取舍就成了一种必然。因为不同时代的审美价值观，一定在原有的基础上不断地偏移。在大的书法发展趋势上，书法是在不断地承传中不断地创新，这是一个事实，尽管书法作者的传统情结再深也不能是纯粹的传统主义，如果一个作者或一个时代都掉入了一个与历史不变的传统中，这个时代的书法不但不能带来新的发展，甚至还会倒退，元代帖学的复古运动和清代帖学走向“馆阁体”都是一种教训。 作为一个书法家在观察书法发展“破”与“立”的关系，目光首先落在技法上，任何一点的变化都是从技法开始的，也从技法中洞察到“破”与“立”的消息。假如理论家说书法史是一部思想发展史，书法家更愿意说书法史是一部变化的技法史，因为所有的思想落实到作品中，都得有技法的载体。我们用创作的敏感，用动态的眼光理解、分析技法，也可以从总体的高度、技法史的高度推动当代书法的发展，从技术层面对“破”与“立”的分析就成了优秀书法家的一种本能。 书法技术的核心是用笔，不同的用笔方法，可以产生不同的结字体势以及风格特征，对笔法追溯与辨析也是书法家惯用的分析手段。应该说在秦汉之间，帖学还没有出现（书法界一般把王羲之视为帖学的开山鼻祖），秦篆汉隶就有了相对独立的用笔方法，篆书用笔，圆起圆收中锋行走，隶书侧锋起笔，方折入纸后摆正笔锋，也是中锋行走，篆隶中间的这一段用笔区别不大，只是篆书的线质更为圆实和线形较长，形成了篆隶典型的用笔方式。王羲之快速、干净的行笔过程，一推直进的用笔方式，形成了“一拓直下”的笔法，在他中期的《二谢帖》、 《得示帖》、《丧乱帖》等信札、尺牍中渐成帖学用笔的一大体系。甘中流、宗成振两位先生编著的《王羲之书派行书翰札导读》序言中说：“历史上行书虽然起源较早，但王羲之的创造才真正让行书有完整的法则。我们从历代佳作中选出风格大体一致，渊源有绪的作品，裒为此集。我们选择的这些历代名家作品从王羲之开始，直到现代的名家沈尹默、吴玉如、白蕉。”① 这一用笔体系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但并不是说这一用笔体系没有出现过变化，其实也有“破”与“立”的关系存在，所以在朱以撒先生的论述中有十分精彩的表述：“王羲之对草书的把握推进了发展，而王献之的「破体」又加剧了运动状态的深入，像王献之的《中秋帖》、《十二月帖》都显示了与其父所不同的强烈个性。所谓「破体」当时指的主要是运动的态势由内敛转为外拓，体势由圆美转为放纵，意态由平和转为激荡。”② 大家都认为白蕉是现代书家中最得王羲之精髓，然而张旭光先生对白蕉用笔方法有敏锐的发现：“白蕉以晋人为宗，同时融合了颜真卿、八大浑圆奇特的营养。”我们把这种破立关系认为是“一拓直下”用笔体系内部的变化，当然像王献之的部分用笔已跃出了一拓直下的用笔体系。 在帖学体系里彻底改变一统“一拓直下”的用笔方式是张旭，张旭从草书使转的要求下，不得不改变行书“一拓直下”的方式，创立了一种不同于“一拓直下”的抒情节奏的笔法，成为与之相并肩的两大行草书法用笔体系。张旭这种用笔特点，对线条行笔过程的衡定感要求较高，通过不断的绞转来保持线条的力度和长线的运动，这种用笔的源头可追溯到篆隶书的走笔的特征，再到陆机的章草《平复帖》，再到王献之的草书，张旭强化线条运行过程的使转动作，我们统一把它归类为“篆籀绞转”用笔体系。这是与“一拓直下”最根本的区别。张旭将这种用笔方法传授给颜真卿，颜真卿得其精髓，不过颜鲁公的行书用笔与《古诗四帖》和《肚痛帖》比较，有意识地慢化了这种用笔速度和绞转的跳跃，变得更加的绵实、圆劲。这种用笔方法连绵的长节奏，在表达情感上有先天的优势，可以出郁郁芊芊的生机，达到生命本质的浑然，与“一拓直下”的一板一眼节奏感，易出君子之风，潇洒风度不同。“篆籀绞转”用笔体系再到怀素，怀素更强化了线的特征，抒情的流畅性更突出。 张旭、颜真卿、怀素的用笔体系的破立关系，我们也可视为“篆籀绞转”体系内部的变化。颜真卿的行书《祭侄文稿》与《兰亭集序》并肩为行书两种审美体系。我们还可以大胆地设想有没有在“一拓直下”与“篆籀绞转”体系的交融中，成立“破”与“立”的关系呢？答案是有的！并有成功的范例，提供给了我们巨大的思考空间。八大山人其实就是一例，八大山人早期（一六六六—一六七八）这段时间学董其昌，并深受董其昌的影响。董其昌的用笔体系无疑是一拓直下的“大王”笔法。到后期慢慢由王氏用笔体系转化为篆籀用笔体系，用笔少提按，圆转多了起来，线质圆活，但书写节奏还是用“一拓直下”的节奏感，八大山人草书作品少，不是由于他对草法陌生，而是与他习惯的“一拓直下”的节奏有关，当然这和八大对“简古”、“简淡”、“简雅”的中国传统哲学观念有关，八大山人在“破”与“立”的关系中，他那巨大的概括性和奇妙的抽象性，使他笔下的书法成为最简练的生命轨迹，从而为书法创作增添了新的元素。 我们对技法层面“破”与“立”的思考，旨在开阔我们技法的视野，并做梳理以使我们有更多的发现，我们在“破”与“立”的分析中，也可以是精神层面的思考，目的都是推进当代书法发展的进程，我们可以用书法精神、用心灵、用时代的情怀，在“破”与“立”之中创造我们自己的书法时代，已经有的那种传统和历史是存在的现实，未来的书法是存在的可能，书法与当下书法家的意义，不仅在于要表达传统和历史的厚重，更要努力探求未来书法的可能。从近几年帖学的进展来看，一批分散在全国中、青年书法家中，以他们敏锐的艺术感受力和时代赋予的良好条件，强化着当代书法的文人化和精英化。他们对传统书法的吞吐，把目光延伸到传统文化体系中，想在这个参照体系里找到对自己、对当代书法艺术最有影响的诸种因素。我们任何一位书家对传统的解读和反思，都会给时代留下一个或多或少的标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