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画史的符号化写作考释 吴秋野（《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9.1.54～62） 中国绘画史，尤其是文人绘画史的写作，存在着一种十分普遍的现象，即记史者、读史者相互合作，有意不完全以史实为依据将画史史实伪添修改，将一系列画史人物、画史事件营造成并不完全符合史实却富含精神内涵的观念符号，以此满足特定绘画美学观和批评观的表达。这种画史符号化写作的倾向，是中国不完全理性文化在画史研究中必然形成的一个“潜规则”。这种“造史”现象大致分为：1、将当下的作品或画论托名于某古代名人所作，以说明当下的观念本是古已有之的；2、改写、改造已有画史和绘画作品；3、直接造史。这种写史潜规则一个意想不到的意义在于，它使得中国画史在独立美学、批评学缺失的情况下，完成了史、论、评一体化的建构。同时也促成了中国绘画的民族性建构，使具有民族特色的中国绘画特别是文人水墨画得以产生、发展和成熟。也使得大量无名氏作品得以保存下来。但与此同时，这种写史的方法也使得绘画史的客观性被大大削弱。因此，要建立现代意义的、科学的传统绘画史学，就要解构这些观念符号，努力还原画史真实，剥离传统画史、绘画美学和绘画批评的学科界限。 解读维米尔绘画中的寓意 孙龙杰（《美术之友》，2008.5.106～107） 道德暗示在17世纪风行荷兰画坛，大多数风俗画中包含着超越具体主题描绘的含义。一些画家的作品中画有风景画或是人物画，他们通过这种“画中画”的形式来表达他们想要暗示的东西。就连精致的生活用品、人物的姿势，也都被用来增加绘画的含义。在画中，一般钢琴被用来表示爱情，男人在抽烟或男孩子在吹横笛时则带有虚荣和自负的画外音，命运女神的雕塑暗示赌博或是投机的事件。荷兰艺术家通过使用一些可以被同时代的人所理解的寓意或谚语，使他们的作品具有了说教功能。荷兰因为其独特的商业与政治的发展，画家对于寓意的运用似乎情有独钟，被称为谜一样的画家维米尔对此尤其擅长。在西方绘画语言中，寓意在一定时期占据了重要地位，我们不能仅仅将其归类为宗教教义的阐释和简单的道德象征，尽管一些艺术家在运用时也似乎成为了一种自觉，甚至有时非常晦涩难懂，但是他们赋予了一幅作品更多的功能，当它们被收藏者挂在家中的时候，品读似乎变得更有意义。当代的艺术家已经不需要运用这么复杂的手段来表达思想，绘画语言也更为简单直接，但是同这些寓意绘画相比，无论是出于哪种原因而作，后者的分量似乎给我们的感觉更有意味。 对中国古典园林与英国自然风景园之综合分析比较 胡一可、杨锐、王劲韬（《华中建筑》，2009.1.202～207） 本文就16~18世纪英国园林是否受中国古典园林的影响展开讨论。作者针对当前普遍认定拥有浪漫主义情怀的英国自然风景园，在当时受到了中国古典园林影响的观点提出质疑，认为中国文化对于当时的英国来说是以一种异域风情呈现的，迎合了当时欧洲上流社会文化中普遍的猎奇、求异心理。原因在于中国古典园林遵从自然的设计精神恰巧与当时英国园林界的理想形成了亲近比照。但正是这样一种关系造成对中英园林建筑思想的误读。作者对此提出三种认识：首先，基于中英哲学基础及审美差异，两者对园林“自然”有着不同的理解。相对于中国式“天人合一”的自然美，西方一直将自然视为人的对立面。其次，在园林设计中两国园林设计理念有着巨大差异，一个强调“赋形”，一个强调“写意”。中国古典园林设计关注感官，强调给人以视觉、嗅觉、听觉和触觉的综合之美。西方园林设计则关注对形式感觉异常坚硬的程式化强调。简言之，中国园林有很强的人文属性，而西方园林设计则带有明显的实际操作性。最后，基于农业结构与农业文化的差异，两国园林设计过程中对土地有着不同的认识。综上，本文认为英国自然风景园与中国古典园林在哲学基础、设计理念以及对土地的态度上都有本质不同，只有“自然”成为联系二者的纽带。然而，即便在这一点上，二者也存在本质的差异：英国自然风景园是通过隐藏、掩映等手法将自然之美引入园林；而中国古典园林则是比德山水，化自然景物于园林之中。由此表明，18世纪以来的欧洲园林，对中国园林一些典型景物的模仿设计并没有本质上的深刻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