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绘画在高丽王朝的传播与交流

      宋元绘画在中国美术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这不仅因为它们在视觉图像方面成为艺术经典，在文化史领域亦占有重要地位。尽管宋元两朝绘画在审美趣味、画学观念、表现技巧、品评标准等等方面形成对峙的两极，但它们在跨越宋元区间呈现出的互争、互补、互融的态势共同构筑了符合汉民族文化心理的中国画形态，奠定了明清绘画的整体格局和基本轮廓，直至影响现代人对中国画的理解，因而后世史家常把此一阶段的绘画以宋元并称。对宋元绘画的学术研究历来是中国美术史重点课题，但研究视角往往局限在其内部的生成和流变，以及画家画作的考辨，少有人关注宋元绘画对外交流的意义和价值，而其文化传播的张力早已成为汉文化输出的重要组成，即今日时髦用语“软实力”的显现。朝鲜半岛历朝与中原汉文化交融颇深，王氏高丽王朝恰与宋元两朝大致同期，因而高丽直接接受、吸纳宋元绘画精髓而构筑朝鲜民族绘画的价值体系，确立了其后李氏朝鲜王朝五百年画风的走向。本文通过梳理两国相关史料，力图勾画高丽与宋元间绘画交流的大致面貌，反思艺术作为民族文化沟通媒介的特殊历史作用。

      一、高丽王朝美术发展的历史背景

      

      罗汉图 作者未详 高丽 1307年 绢本淡彩

      54cm×37cm中国台湾博物院藏

      9世纪初，新罗的衰落形成地方割据，泰封国将军王建于918年驱逐国王弓裔建高丽国，定年号为天授。933年王建遣使入后唐朝觐，得封为高丽国王。得到中原王朝册封的王建获得了正统的名义，得以名正言顺地取代新罗统一半岛。936年，王建统一后三国，开始了王氏高丽对朝鲜半岛的统治。

      高丽合并后三国以后在统一的国家体制下进一步发展了经济和文化。就在这个时期出产了著名的高丽瓷器和各种优质的绸缎、麻布、金银细工品、工艺品等。

      宋、辽、金时期，诸国并立，相互征伐，都期盼高丽作为政治、军事上的盟友牵制对方。高丽在“事大主义”的原则下奉行独立务实的外交政策，在强国缝隙中维护本国利益。高丽先后沦为辽、金藩属国，宋丽邦交时断时续，但基本上宋丽之间保持长期的良好外交关系。特别是宋丽在政治、军事缺乏有效合作的同时，双方交往以经济、文化为主要内容。

      至蒙古兴起时，高丽处于武臣专权时期，国内矛盾不断，王权衰微，国力凋敝。在蒙元战争和和亲两种战略的攻势下，高丽最终成为蒙元的臣属国。

      随着元朝势力被新兴的明朝推翻，高丽获得了摆脱蒙古统治的历史性机遇。恭愍王统治时期(生卒1330-1374，在位1351-1374)，王氏高丽开始实行反元亲明的外交政策，夺回曾经被元朝直接控制的地区，进行加强中央集权的改革。由于权门势族的反对，恭愍王改革失败，被弑身死。此后，高丽国内政局动荡，1392年，李成桂发动兵变，自立为王，高丽王朝覆灭。

      朝鲜半岛自高丽时期开始，就是东亚各国中政治体制、风俗文化等各方面与中国最为相似的地区。总体看高丽美术的发展大体可分为三个时期：早期(918年—10世纪末)，主要继承新罗和唐代，为新罗—唐朝风格时期；中期(11—13世纪初)，尊崇、学习宋朝，为宋朝风格时期；晚期(13世纪初—1392年)处于元朝统治下，除了接受汉文化还受到藏传佛教美术的影响，为元朝风格时期。高丽绘画风格的演进与宋元国家间政治、经济、文化的格局转换十分紧密，但并不保持一致，其中牵涉复杂的各种因素。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目前高丽绘画的早期作品几乎已佚，而韩国国内流传下来的绘画大部分是13世纪以后的作品，即高丽后期的一些残片，以及流传到日本的一些书籍版画。我们只能通过中、朝、韩等地史料辑录加以分析、推断，而高丽绘画真实面貌还有待考古新发现。

      二、宋丽绘画的交流

      目前学界一般把朝鲜半岛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形态定为其三国时代，即高句丽、百济、新罗。它们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方面广泛引入中国文化，并与本民族文化相融合，促进作为单一民族——朝鲜族文化的形成。可见，从朝鲜民族文化的发端就有深刻的汉文化烙印。唐代以后，朝鲜半岛已成为汉文化圈的核心地区之一，所以汉文化在思想、文化、艺术方面对高丽的影响是直接而深远的。

      宋朝的建立使得中国经济文化得到前所未有的大发展，但边疆少数民族的强大迫使宋朝统治者改变隋唐时期“天下一统”的儒家观念，“由于知道‘中国’不等于‘天下’，面对异邦的存在，赵宋王朝就得在想方设法抵抗异族的侵略之外，凸显自身国家的合法性轮廓，张扬自身文化的合理性意义。”随着从北宋到南宋与高丽封贡关系的弱化，宋朝政权以文化艺术等柔化的手段实现“服则舍之，不黩以武”的对外政策。尽管这是宋朝政权迫于无奈的现实选择，但却极大促进思想、宗教、文化、艺术等“软实力”作为外交策略的应用空间，其中绘画的交流和传播便是重要的部分。

      与宋朝相对的高丽王朝始终把吸收汉文化作为其民族文化变革、发展的思想、物质资源，甚至以“中华化”为标准时时关注中国各种变迁，敏锐地加以吸收、引进新的文化风尚。同时又按照本土文化的发展特点以及风俗习惯进行改造、创新，使之形成新的民族文化。这一特点是朝鲜民族一贯的历史传统，而在高丽建国初期就已表现。如923年(高丽太祖六年，后唐庄宗同光元年)，高丽使节尹质自后唐携归五百罗汉像在海州崇山寺收藏。对此，朝鲜《三国遗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