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C912.8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257-5833(2009)02-0101-09 一、从中世纪模式到19世纪扩张模式 1834年，巴尔扎克在《高老头》(Le Pere Goriot)的结尾处写到：“拉斯蒂涅克独自待在那儿，他向公墓的高处走了几步，眺望着远处蜿蜒曲折地横卧在塞纳河两岸的巴黎城，那里已开始亮起点点的灯火。他的贪婪的目光死死地盯在旺多姆广场的柱子和残废军人院的穹顶之间，那是他向往已久的上流社会的所在地。他向这个喧嚣纷繁的‘蜂窝’扫了一眼，仿佛想提前吮尽其中的蜜汁，并且不可一世地说道：‘现在让我们俩来拼一拼吧！’”①拉斯蒂涅克，这个来自外省的本份子弟，在目睹了巴黎那么多的社会真相之后，终于决定抛弃自己的良心，循用资产阶级的金钱逻辑与巴黎——这个世纪怪物——来斗一斗。对于巴黎而言，《高老头》中拉斯蒂涅克气势不凡的豪言是一个开始：进入19世纪，欧洲城市的新主人将从封建贵族更换为资产阶级。 从公元358年罗马人在此地区建立宫殿开始，一直到1789年法国大革命，巴黎的城市发展大体可以归为城市历史学家所称的“中世纪模式”，节制、封闭、静谧，与大自然保持着较为通畅的交流，是这种城市发展模式的主要特点。1789年法国大革命，自发兴起的巴黎市民与资产阶级一道将封建贵族赶下了台。这次革命的意义不仅仅是一次政治事件，更是一次城市事件：城市市民揭竿而起为夺取更加宽容、开放的发展空间而斗争，这是自中世纪以来西方城市按照自身发展逻辑第一次站出来发言。大革命将资产阶级推上了历史主宰者的位置，但资产阶级从自身的兴起中领略到了“城市”在实现社会统治中的巨大作用，因此资产阶级上台之后，城市建设被提到了国家建设的优先地位——打造区别于“中世纪模式”的城市形态，以此实现资产阶级对封建贵族的永恒胜利，成为资产阶级维护其统治的首要任务。 “中世纪模式”的城市形态是节制、封闭、内敛性的，19世纪欧洲资产阶级的城市形态则是爆炸式的扩张。这种模式是建立在资产阶级宣扬的“自由”基础之上，在“自由”的号召下，商贸活动冲破了中世纪的市场模式，自由观念导致了社会分化，交通的迅速发展将静止的城市之梦带向了毁灭，最终城墙轰然倒塌，扩张带来了城市与自然的第一次对峙。城市扩张的维度不仅仅是向外的，在向内的维度上，它造成了对人居环境的挤压：商业用地日益扩大而居住用地日益萎缩，行车道日益拓宽人行道被彻底吞噬，公共生活空间强行侵入个人生活空间。上述两个维度的城市扩张终于将19世纪欧洲城市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无机“团块”。这个“团块”的非理性膨胀，一方面实现了资产阶级在城市中彻底摧毁封建贵族的历史雄心，另一方面也吞噬着资产阶级本身，使制造它的主宰者成为了殉葬品。正如《高老头》中的拉斯蒂涅克，在其巴黎的城市争夺战中踩着没落封建贵族升至人生辉煌的顶点之后，也进入了人性丧失的悲剧时刻。 城市扩张所带来的“城市病”，从其出现之初就被城市学者紧紧锁定，并对之进行了尖锐批判。代表性的学术著作，如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列斐伏尔的《现代社会中的日常生活》(Everyday Life in the Modern World)，刘易斯·芒福德的《城市文化》、《城市发展史》，简·雅各布斯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等。这些学者从人文关怀的角度批判了城市扩张所带来的城市病，并为未来城市发展提出了合乎人性展开的思路。但总体而言，在上述学者的思想体系中，我们发现有一点是共同的：不管他们针对“城市病”提出了何种解决方案，其前提总是建立在首先否定城市扩张这一基本观点之上的。如恩格斯所提出的“阶级斗争”方案，是以鼓动工人否弃资产阶级的城市现实、重建城市乌托邦为核心；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重建方案建立在城市日常生活世界的乌托邦幻想之上；芒福德以及雅各布斯的城市解决方案则更多地追溯19世纪城市扩张之前的理想城市模式，如古希腊的城市、中世纪的城市，尝试以复古情怀重建未来城市世界。 然而，19世纪的城市扩张是否完全是消极的？如果19世纪城市扩张是一段应当被完全否弃的“历史”，那么重建“未来”城市的基点又在哪里呢？上述对于城市扩张的文化批判，已在先行判断的催动下，无意中做出了违反逻辑的推理：由城市扩张不良的后果判断起因上的不合法性。事实上，城市扩张所带来的城市病的真正解决，不可能全部从外部施以药石，更要建立在对于城市扩张之辩证张力的理解之上。 从辩证的角度看，19世纪城市扩张一方面产生了城市逻辑对独立个体的侵夺，另一方面又为城市个体提供了自我创新的历史机遇。芒福德在《城市发展史》中提出了城市发展对于个体自由的双重意义：“大都市的文明包含着尖锐的矛盾，我们已经看到，这种矛盾在城市刚一创立之时就埋入了它的生命进程之中，并且一直伴随到它的终结。……城市文化从一开始就出现了释放与奴役，自由与强制。”②在此意义上，对19世纪资产阶级城市扩张于城市个体意义的真正认识应定位于：城市扩张实际上将城市个体带到了一个十字路口，赋予城市个体以极大自主性，使之对自我在城市世界中的前途做出选择。因此，真正切合实际的城市救疗方案，不是片面否定或肯定城市扩张本身，而是为现代城市个体提供一种媒介形式，使之通过此种媒介形式认清自己身处十字路口的存在情态，自我反思，奋力拔起，敦促其理智而又勇敢地做出人生的抉择，从而实现自我在城市语境中的个体创建。芒福德在其思考的顶点，在暂时脱离了对中世纪城市模式的怀旧后，同样达到了这样的洞识，他说：“今天最大的问题，如果借用物理学上的一句老话，可以说是如何把物质的质量变成精神上的能量。我们必须发明新的媒介使盲目形成的拥挤状况变为有目的地疏导流通，让城市变得到疏松轻巧，使大城市这块吸引人群的磁石，重新布局，扩大磁场。”③并且向我们指出，当时飞速发展的电信技术即包含着进行城市疏导的巨大潜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