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小东 都市猎手120cm×175cm 1992年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中国油画在这30年间的大发展、大繁荣可能是中国近百年来从未有过的,油画自传入中国四百多年来,也从未有过今天这般的盛景,也就是在这短短的30年间,中国油画也因当代艺术的发展,多种媒材在艺术创作中的普遍运用而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艺术的边界不断被拓展,也使得人们怀疑油画作为画种存在的理由。在当代艺术中,油画被当作是众多表达观念的媒介之一,使得油画之为油画的独特性被忽视。当代艺术对于图像的“崇拜”胜过了对于媒材特质及艺术语言的关注,以至于很大程度上不再对艺术之好坏作价值判断,而把艺术作品当作是图像和观念的载体。资本对于艺术的渗透,艺术市场上作品价格的飙升成为了当代艺术发展的猛药。 在这样的背景下,继承和发展油画的传统,建立油画的中国学派,成为了一种难得的呼声。中国油画院在杨飞云先生的领导下,关注油画作为独立画种的特性,静心致力于油画的研究与创作,力求在油画语言、精神内涵、情感表达等方面有所突破。“寻源问道”反映了他们的一种明确主张,而“寻”和“问”的过程,其实兼具创作和研究双重任务。事实上,在面对油画问题时,每个人都在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大而言之,如果把艺术看作是一种人生目标,每位艺术家都会有接近真理的方法,而正是那不同的方法,使艺术作品呈现出不同的面貌。 以“寻源问道”作为本次油画研究展的题目,正可以呈现出多样的解题方法。
一、油画“寻源”:一种文化态度 源,对于油画创作来说至少有两种解释,一为自然,一为本体。前者是指油画所要描绘或者表达的对象,后者则是指油画之为油画的属性。若为前者,恐怕不为油画所独有,举凡艺术,都离不开自然之源,因此,这里所说的“源”多半是指后者。 寻找油画之源,是近百年以来中国人一直在做的事情,然而对“源”的理解,不仅在不同时代、不同的环境有很大的差异,即使在同一时代,因为观念不同也充满争论。中国油画曾经有三次“寻源”的学习热潮,第一次,即20世纪初留学西欧与日本;第二次,是20世纪中期的学习前苏联;第三次,则是20世纪末的西方现代艺术热。 20世纪伊始,一批留学生前往欧美和日本,就是去“寻源”。1881年李铁夫赴美国追随萨金特学习油画;1905年,李叔同东渡日本学习油画,其后有李毅士、李超士、冯百钢、林风眠、徐悲鸿、庞薰琹、常书鸿、倪贻德等中国油画的先驱者们外出“寻源”。虽都是“寻源”,然而目的不同,对油画的看法也不同。 以徐悲鸿为代表,把油画看作是改良中国画的方法,着眼于油画的技艺法度,数十年间坚持引入西方写实主义;把自文艺复兴以来,到19世纪法国现实主义油画看作是中国新艺术之源;把如实再现生活作为艺术的衡量标准,由此产生也确定了中国现实主义油画的基础。同样是到西方“寻源”,刘海粟和林风眠等人却又有不同,他们把当时欧洲正在发生的艺术革命看作是中国艺术之源。刘海粟号召人们做“艺术叛徒”,要“革传统艺术的命”,把凡·高等艺术家的后印象主义风格作为油画之源;而林风眠则把欧洲古典艺术、印象主义以及野兽派与中国艺术传统一起视为自己的艺术之源,创造了一种融合中西的独特表现方式。 在20世纪初美术革命的洪流中,对于不同源头的选择形成了传统、西化、融合三种不同的流向,而对每一种流向的选择,都无法舍弃立足中国传统文化来审视西方艺术的立场。20世纪三四十年代由于抗战的需要,现实主义逐渐成为主流,直到新中国建立以后,徐悲鸿所提倡的现实主义逐渐与延安的革命现实主义结合起来,形成了新中国油画的主要面貌。在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下,中国油画都在欧洲油画的“源头”中寻找着答案。从库尔贝、米勒到委拉斯贵兹、伦勃朗,再到达·芬奇、米开朗基罗都成为中国现实主义油画之源,而印象派及其之后的艺术则被视为资产阶级的反动腐朽的艺术。当然,现实主义油画还有一个更近的源头,那就是前苏联和俄罗斯油画。20世纪50年代在油画教学上引进苏派体系,除了具备社会主义文艺思想的意识形态合法性以外,更重要的是在艺术上看重自俄罗斯巡回画派以来的现实主义传统。中国油画这一“全盘苏化”的历史,可以被看作是自20世纪以来第二次向欧洲学习的高潮。 与此同时,油画的民族化被作为一个重要问题提出来,并在油画创作中有所呈现。自董希文先生创作《开国大典》之后,在油画中运用民族形式和表现民族风格成为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的一种风气和潮流。中国传统艺术中的审美因素被有意识地运用在油画的创作当中,并在美术学院的油画教学中体现。 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中国艺术界对现实主义有了新的认识与理解,在油画中出现了乡土写实主义和伤痕美术。美国画家安德鲁·怀斯的作品在80年代初被介绍到中国来,那种清新写实的画风深受当时年轻艺术家们的喜爱,由此拉开了中国油画第三次向欧美“寻源”的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