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前卫艺术中的红色记忆幽灵(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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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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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代号:J7
分类名称:造型艺术
复印期号:2009 年 0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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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狂喜的幽灵:前卫美术中的历史批判与精神暧昧

      在挪用文革的红色经典符号方面,吴山专应算是一个较早的开拓者。他的装置名作《红色幽默》(1986,杭州)直接点明了“红色”的语境,整个屋子充满了大字报的氛围,仅有的三种颜色,红、白、黑,不但是文革时期宣传版画的基本色彩,也可以是代表革命派、中间派和反动派的毛时代政治象征主义要素。

      《红色幽默》在形式上模拟了大字报的幽闭空间,但仔细看去,除了“阶级”、“爱国卫生运动”、“×”(红叉)等文革词语和符号和一些中性但语境缺失的字词或标志如“禁止”、“我回家了”、“←”外,许多却是商业时代的词语和符号,诸如“经济实惠”、“招生广告”、“供应”、“修理”、“出售”、“彩电”、“伍元”等,构成了一个时空错乱的场景。不仅如此,其中还出现了大量意义不明的字词,比如“住这淫雨”、“海速人觉”,以及大量残缺的、被涂抹的、或者以各种方式变得辨认不清的字词和符号。

      应该说,吴山专作品给我们带来疑问的不仅仅是狭义的“伪字”,而是在文革记忆场景中重现的广义的字词错乱,这种错乱是创伤记忆对完整回想的干扰,或者说,是记忆崩溃的后果。

      在拼合两个不同时代的主流影像方面,王广义恐怕是一个最直接和明显的例子。尽管略显直白,王广义的画从后毛主义全球化时代的角度敏锐地重组了记忆中的影像,并且拼贴出了毛话语与后毛话语媾合的奇异图像。

      在王广义的画里,记忆中的政治情感以误喻(catachresis)的方式被嫁接到全球化时代的商品标志上来,用革命时代的暴力型快感来处理后革命时代的消费型快感,暗示了二者之间的某种内在的逻辑关系。王广义是真的在“拿起笔,作刀枪”,批判跨国资本主义的商品霸权吗?还是这一切只是纯粹的玩笑?王广义似乎给予观者以暧昧的回答。在意识形态的层面上,正如批评家吴亮和高明潞分别指出的,王广义的画具有相当程度的政治妥协。②但尽管如此,王广义的作品时时不经意地流露出对两种现代性的怀疑主义调侃。

      正是这种作为心理基础的剩余快感,成为最终消解宏大叙事与主导话语的东西。当它变成自主的、不可驯服的,脱离了所指的纯粹快感时,快感便一发不可收拾地凌越了符号秩序的界限和框架。在很大程度上,岳敏君的几乎所有作品都以一种千篇一律的无忧咧笑或坏笑显示了这种脱离了符号秩序的剩余快感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唤起创伤的记忆,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以这种记忆的幽灵讽拟并抵抗了符号化的世界。

      虽然采用的了相同的手势,这个毛时代的怀有伟大的使命感的英雄角色眉头紧皱,嘴角刚毅,同岳敏君的后毛时代的无厘头笑星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在岳敏君的作品里,紧闭着的是眼睛,而不是嘴唇。盲视,代表了思想性和精神性的阙如,而咧开的那些快意的(而非言说的)嘴,则代表了肉体性的丰富与蓬勃。尽管岳敏君的人物都是“自我形象”,是某种程度的自画像,他却通过在作品中使自我不断增殖把个体命运联系到群体命运的广阔背景上去。对于这一点,冷林评论道:“60、70年代中国很多公共雕塑作品的夸张与扭曲被不经意地运用在岳敏君的作品里。‘自我形象’成了民族性的‘自我形象’,‘自我形象’成了公众的代言人的形象。”③毫无疑问,岳敏君的人物是某种集体记忆的浮现,是共同的社会政治背景的产物。

      从表面上来看,所不同的是,岳敏君的群众成为千人一面的复制。然而,宣传画里的人们又何尝不是千人一面的呢?笑容被同一化了,所有的表情都以领袖的表情为标准。只不过岳敏君通过把画中人的长相都克隆成同一个自己,突出了标准化所产生的荒诞感。岳敏君人物的红光满面也像极了宣传画中的群众,他们都是被初升的红日所照耀,显示出异于日常的肤色,只不过岳敏君人物的肤色更加绯红,几乎到了病态的程度。严格地说,这种绯红不可能是日照的结果,而更接近醺醉的症状,或者也可以说,日照的作用接近于酒精:这似乎是一种令人丧失理智,沉浸到痴迷享受中去的过程。不过岳敏君在他的画作里再度注入了偏离的力量,因为他们在大笑或高歌的同时却朝向与太阳或阳光无关的、倾斜的方向,尽管并非表示对太阳的拒绝,却不知是在对何而笑(唱)。可以断定的是,这只是一种盲目的欢笑、享受或者歌颂罢了。

      那么,按照“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原则创作的毛时代宣传画,以至于那个时代总体的美学主流,当然也可以读做是媚俗的全面体现。不过,所谓“艺术上的煽情”必须在艺术之外,甚至美学之外的领域才能够获得把握。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认识到。媚俗正是艺术领域的意识形态对剩余快感的召唤,这种召唤与心理超我的宏大声音遥相呼应。在媚俗中,情感由于被规定为与某种需要(政治倾向或商业效应等)相关而获得了强制性的表达。于是,通过对美学媚俗的夸张,反讽性展示,岳敏君揭示了红色时代在记忆中的压迫,并且反过来强迫剩余快感在空洞或不协调的语境中产生震惊与荒诞感。不难看出,岳敏君作品中的笑远非自然的、会心的笑,千篇一律的大笑表情似乎仅仅是为了完成媚俗情感表现的无上律令。这样,剩余快感的意识形态涵义就被抽空了:岳敏君把纯粹的,无意义的快感表达成精神分析意义上的强制性重复(compulsive repetition),深刻地暗示了这种重复背后的精神创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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