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大山人绘画的“怪诞”问题

      

      八大山人(1626-1705)的绘画是晦涩难懂的，尤其是其晚年的绘画。八大晚年绘画有一种新质，在形式上越发趋于怪诞。在他的画中，鸟不飞，鱼却飞到了天上；小鱼大于巨石，鹧鸪大如牛；猫如虎，鸟似鱼；鸭子与山融为一体，山就是鸭子；鱼、鸟从整体形象上是逼真的，眼睛却透出怪异的神情，等等。

      八大绘画中的怪诞，不是偶尔的表现形式，而是晚年绘画的主要呈露方式；也不是他在精神不可控制情况下的胡乱涂抹，而是他精心创造的艺术世界。八大晚年绘画的荒诞倾向包含丰富的思想内涵，也是体现八大艺术魅力的重要方面。对它的理解殊为不易，虽然对此已有不少研究，但仍有继续探讨的空间。

      八大山人绘画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一是自1659年(自此年，八大始有绘画作品传世，如今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传綮写生册》)到1680年之前，这段时期八大在佛门，今所见传世作品不多，多画花卉奇石等，注意写实，没有明显的追求怪诞的倾向；二是从1681年到1684年之间，此期间八大使用“驴”号，处于思想的极度苦闷期，作品多表现对故国的思念(如今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古梅图》)，早年重视写实的风格并无大的变化；自1685年开始，他正式使用“八大山人”之号，而不用“雪个”、“驴”等名号，标志着他正式离开佛门，一直到1705年去世，这是其绘画发展的第三个阶段。这个时期八大绘画中的怪诞面目渐渐多了起来，尤其在1690年前后有大量怪诞而晦涩的作品问世。

      有种观点认为，八大绘画的怪诞形式与他的精神病史有关。美国学者高居翰(James Cahill)说：“在八大最好、最有力的作品中，八大并不只是反映仍可能困扰着他的精神失常，他同时也在利用记忆中精神错乱的状态，来创造他绘画中乖异的造型和结构。”①

      这种说法，就像科学家证明莫奈的朦胧画风是由于他患了严重的白内障一样，莫奈画风不是观念变革的产物，而是病态的表现。这当然是缺乏说服力的说法。如果这样理解，八大晚年的大量作品，成了一个病人的狂言乱语，这就等于否定八大荒诞画风的艺术价值。

      

      这样的解释也不符合八大生平事实。史料中记载他生平有两次癫疾发病过程，一次是在1677到1678年间，另外一次是在1680年的岁末到1681年春夏之交。而在1681年之后的二十多年时间中，八大有连续性的作品出现，这期间他虽时有狂狷之态，史料中再没有关于他癫疾的记载。八大怪诞画风主要形成于晚年，此时他的身体基本恢复正常，所以从生理方面寻觅八大荒诞画风形成的原因并不切当。从一些荒诞画作上的题识也可看出，八大绝非病态的胡乱涂鸦。

      八大绘画的怪诞面目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具体形态上的变异。八大常常打破人们的惯常思维，致力于创造一些奇异的物象形态。如藏于上海博物馆的六开花果册(图一)，作于1697年，第二开画的是芋头，芋头画得如鱼一般，鱼目隐然可见，芋头的茎如鱼尾高高翘起。

      苏州灵岩山寺藏八大《鱼鸟册》，其中第一开画一条鱼，这条鱼像是要飞起来。第二开画一只鸟，这只鸟就像是一条鱼，尾巴如鱼一样张开。此外尚有《葡萄鸟图》(图二)，今为美国私人所藏。画一鸟，鸟的尾巴却有鱼的形态。画家似乎要告诉人们，或是鱼，或是鸟；不是鱼，不是鸟；以前是鱼，现在是鸟；现在是鸟，又将要变成鱼。总之世界即如此，没有固定不变的鱼，也没有固定不变的鸟。

      广东省博物馆藏有作于1689年的《眠鸭图》(图三)，款：“己巳闰三月，八大山人画。”鸭子的身体紧紧地贴在一起，如同一块礁石。石头为鸭子所变，或是鸭子是石头所变；或是鸭子将要变成石头，或是石头将要变成鸭子；不是石头，不是鸭子。总之，一切恍惚，没有一个定在。同样作于1689年的《鱼鸭图》(上海博物馆藏)长卷(图四)，也是一幅怪诞作品，作品透着阴冷的气息。款识：“己巳重阳，八大山人画。”鱼大于山，山岛如同一块石头，鱼在山上飞。长卷的页末画一只眠鸭，脚站在石头上，如同石柱。远处的山边，又有一只眠鸭，此鸭与山融到了一起，山就是鸭，鸭就是山，绵延的山峰，似乎是鸭的翅膀。这样的处理方式，在中国绘画史上是闻所未闻的。

      八大怪诞绘画的第二种形式就是通过空间布局上的变异，建立一种人们罕见的物质存在关系。八大喜欢画鸟，画各种类型的鸟，有家禽，有飞鸟；有大如鹰，有小如鹌鹑；有尊贵的鸟，如鹤；有卑微的鸟，如小雀。但很少见他画飞在空中的鸟，他的画中，鸟或栖于树，或傍于崖，或落于地，就是少见飞翔于高天。他又喜欢画鱼，五花八门，各种类型的鱼都画过，但很少画鱼在水中游弋的常态。在他的作品中，却常见到鱼飞于天，鸟栖于地。八大为人们创造了一个鸟不飞而鱼飞的世界。